人们常说“乱世出英雄”，其实在历史风云里，往往也会出现那么一批有才情、有韧性的女子，她们用自己的风华、睿智和美丽，演绎着或灿烂炫目，或陡峭奋发的人生。

叶嘉莹先生出生在1924年，1924不只是一个年份，也代表了一个硝烟弥漫的年代。清末的中国如同一只待宰的羔羊，一次次遭受着外国列强的凌辱与践踏。叶嘉莹上初二时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当时北平沦陷，战火纷飞，民不聊生。

叶嘉莹的父亲与家人两地相隔，不知生死，母亲忧虑过度，腹中长了肿瘤，只能辗转奔波到天津租界开刀。不曾想术后感染得了败血症，最后去世在归家的火车上。噩耗如晴天霹雳击中了叶嘉莹，当时的她刚刚高中毕业，父亲杳无音讯，母亲又撒手人寰，家中还有两个弟弟要照料，这是她第一次经历人生的重大打击，第一次尝到撕心裂肺的伤痛。“噩耗传来心乍惊，泪枯无语暗吞声。”她万分悲恸，流泪写下八首《哭母诗》。

突如其来的悲痛没有让叶嘉莹一蹶不振。放眼望去，她看到了侵略者的残暴无耻，看到了国家的支离残破，看到了百姓的无边苦难。抗战时期，她写下了大量的爱国诗词，小小的身躯里装着满满的家国天下，那是她第一次融入社会激变的潮流之中。

1945年，叶嘉莹大学毕业后在中学教书。1948年，她跟先生赵东荪成婚。说起相识，只是赵东荪偶然一次在亲戚家看到她学生时代的照片，觉得她端庄清丽，温婉动人，心动之下托了各种关系，制造各种机会加以接近，可追了两年也没得到任何回音。直到一天，赵东荪丢了工作，困在北平。她想：“不会是他经常从青岛跑来找我才丢了工作吧。”出于同情和义气，她答应了求婚。

烽火遍地，世道艰难，如能有个小家遮风挡雨，有个知心人嘘寒问暖也是好的。哪知，天不遂人愿。结婚同年冬天，叶嘉莹随丈夫到台湾，很快发生了白色恐怖。丈夫被关三年，她只能带着嗷嗷待哺的女儿寄居在丈夫姐姐家，白天像保姆一样洗衣做饭，晚上抱着幼女蜷缩在走廊里过夜。后来到私立女中教书，一个年轻女人，独自带着幼小的孩子，处处遭受别人异样的眼光。苦盼三年，终于迎来丈夫释放的日子。本以为从此能过上安稳的生活，没想到丈夫出狱后，本就性格暴躁的他变得更加不近人情，整日赋闲在家，还处处挑刺。那时叶嘉莹已生下小女儿，加上老父亲，一家五口的担子全落在她一人肩上。为了挣钱补贴家用，她每天奔波在几所学校上课，光活下去已花光她所有的心力，回家还要小心翼翼地承受丈夫莫名其妙的怒火。

在外，叶嘉莹是受人尊敬的先生。一到家，就成了要日日面对丈夫无理取闹的无助女子。每天下午五点，丈夫就一遍遍打电话催她回家做饭，但凡晚点，就砸锅掀桌，闹得鸡犬不宁。过节时，她买了气球彩灯，将家里布置得漂漂亮亮的，丈夫却突然发起火来，将气球和彩灯扯得稀烂。为了不影响父亲和女儿，叶嘉莹“忍吏为家甘受辱”，硬是咽下泪水装作什么也没发生。曾以为有人可以共担风雨，谁知太多的风雨都是那人给的。叶嘉莹被折磨得只剩一把骨头。出去郊游时，学生都说：“老师，我们不敢拉你的手臂，怕拉断了。”她在人前轻描淡写，内心早已泪如雨下。

“头巾何日随风掷，散发披蓑一弄舟。”她也想脱离枷锁和苦难，但骨子里传统的她断然起不了离婚的念头。最绝望时，她想过自杀，但舍不得抛下老父亲和两个女儿。最后，她告诉自己：“我得把感情杀死！”只有这样才能麻木地活下去。她把自己的精力转向诗词创作，把自己的心完全投入到诗词教学中。人活着，总要有一份信念作支撑，否则苦难和黑暗早晚会将意志瓦解。对诗词的执着与热爱，成了她立于世间不可撼动的信念。

上天没有赐予一个体贴的丈夫，却派来两个懂事优秀的女儿。对叶嘉莹来说，能慰藉一生的，除了诗词，就是女儿了。自己辛勤劳苦一辈子，终于熬到两个女儿长大成才，先后成家，也算是苦尽甘来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大女儿和女婿发生车祸双双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对一个百劫余生的母亲来说是致命的。她强忍着悲痛料理完丧事，将自己关进书房，谢绝一切亲友的慰问。“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一世逼人来。迟暮天工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她强忍锥心之痛，蘸着血泪，写下了十首《哭女诗》。女儿的去世让她明白，建立在小家、小我之上的幸福，都不是终极的追求和理想。她下定决心：“我要回国教书，我要把我的余热交给国家，交付给诗词，我要把古代诗人的心魂、理想传达给下一代！”

少年丧母，国破家散，婚姻不幸，老年丧女，任何一个苦难落在身上都足以摧毁一个人，可她却扛下了所有。深深的苦难把她折磨得憔悴瘦瘠，而她却让自己活成了一枝坚韧的翠竹，“任尔东西南北风”，也不失一身傲骨与豁达，这就是叶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