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们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业界，都在积极探索解决困难的措施。有的提出刺激需求，有的提出振兴股市，有的提出重振楼市，这些举措无疑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已经起决定性作用的今天，经济发展趋势最终由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程度所决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最终要通过市场和法治来解决。当前各级政府遇到的财政困难，如果利用行政罚没手段来解决，只能是竭泽而渔、自毁根基。越是困难的情况下越不能乱处罚，这是经历过多次经济危机后人们的共同体会。但近期发生的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处罚案件，说明保持这样的定力不容易。

小过重罚屡见不鲜。一个个体户卖了5斤芹菜，被罚款6.6万元；小店店主销售一瓶过期红酒被罚款5万元；卖菜大姐转行开采耳店赚500元，被罚款22万元；某电子公司因广告用词不当，被罚款20万元……小过重罚的对象往往是小人物、小企业，他们正在为生存努力打拼，执法更应该给他们暖意、善意。小过重罚不仅引起当事人的强烈反弹，更会引起公众的强烈反感。今年7月最高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实践中对一些小摊小贩、小微企业处以高额行政罚款，既不符合法律精神，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甚至影响其生产生活，也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不利于人民群众建立对法治的信赖，更不利于法治政府建设。

推责滥罚家常便饭。一辆货车两年收到58张罚单，一个高速路口致18万人违章，一岔道口62万车主违章，总罚款超1.2亿元。罚单满天飞的背后，是一些机关和执法部门担责意识的丧失。更令人非常担忧的是，我们正在由担责文化走向推诿、卸责文化。一些机关同志总是说最近太忙了，细细分析他们为什么忙，一位资深机关工作者说得非常诚实，一为证明自己做了工作而忙，二为避免被问责、被背锅而忙，三为应付推诿扯皮而忙。归根到底，都是为了避免被问责而忙。一些部门、一些人为了推责，对于出现的种种新问题，不去深入研究、分析原因、化解矛盾，而是“横眉冷对”，罚单一开了之，将来出了问题以单为证，与己无关。年底总结时还可洋洋自得，说一年已开出罚单多少多少。

逐利处罚越演越烈。某地因在2021年创下“67天突击罚款6700万元”的惊天数据，最终被国务院点名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5.6%,而非税收入同比增加了11.7%。这些案例和数据表明，近年来地方财政压力增大致使“趋利型执法”和“罚没式创收”增加。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为追求地方和部门利益，直接或变相下达处罚指标、执法数量考核指标、非税收入任务等等。一些执法部门对有利的案件争着办、抢着办、加班加点办，对无利的案件尽量不办、慢办、交给别人办。这种将地方和部门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的做法，损害的是公共利益和人民利益，损害的是地方营商环境，破坏的是政府公信力和社会公平正义。

异地处罚增势明显。某地百亿企业疑遭“远洋捕捞”式办案，上百亿元资产不翼而飞，此新闻曾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个别地方的执法部门违法违规异地抓捕民营企业家，违规查封、冻结甚至划转外地企业和个人财产，被称为“远洋捕捞”式执法。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如果民营企业的财产可以被个别执法部门随意违规异地处置，民营企业家可以遭受随意异地抓捕，那么，民营企业家哪有什么“安全感”？类似做法严重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极大地伤害了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信心与创造活力。违规异地处罚破坏的不只是“别家的企业和营商环境”，试想如果各地起而效之，最后形成的是“你查我、我查你、就是自己不查自己”的怪现象，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等提出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概念，其中包容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能够实现长期经济增长，而攫取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即使能够在短期内带来经济增长，也不能够持续。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正是越来越包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结果。上述典型违规处罚，无疑是阻碍经济持续增长的大敌，万万使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