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8年秋进入北郊初中读书的，彼时我的二姑母潘凤珍女士就在学校当老师。2019年秋，我的女儿潘雨弛也考进北郊高中。一家三代都是北郊人，既是难得的缘分，也是情怀的传承。

在北郊度过的6年时光里，有幸遇到很多良师益友，时时奖劝诱掖，鞭策我不断成长进步。此情此景，30年来常常萦绕心头，须臾不曾忘记。值此校庆之际，我谨以恭敬之心，提笔追述一二轶事。人世虽有代谢，诸师风范长存，他们是北郊的人文底色。

我猜想北郊初建时，主管部门并未料到它会成为名校，至少在硬件设施上不是按照名校的标准配置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经蜚声全市的北郊中学，竟然还没有食堂。学生每天早上到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拧开水龙头自己淘米。学校西南角有排平房，地上掏出三四个浅池，旁边码放着七八个金属笼屉。大家按编号把饭盒与菜盒分别放进不同的笼屉，才能回去上课。吃饭就在旁边的礼堂。礼堂不知建于何时，四面透风，仅能避雨，我常常怀疑是哪家工厂的遗存。里面几十张课桌，却没有一张凳子。中午下课前，校工会把蒸好的笼屉平摊在地上，同学们按号取饭，就地站立进餐。当初北郊办学条件之简陋，由此可见一斑。

好在办学质量的高低，不完全是由物质因素决定的。梅贻琦有名言：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以为这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北郊中学在那个时候，一方面自己培养，另一方面也从各地延揽了一大批优秀教师，真正是不拘一格，各擅胜场：

我的姑姑潘凤珍，1981年在第二十三中任教时，高考带出过一个理科全市第一，一个文科全市第三，隔年即被调入北郊担任语文老师。

曾在北京101中学工作的金佩玉，是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1983年到任，第二年就遭遇史上最难高考。数学卷满分120分，北京市平均只有19分，江苏省平均也只有40分。而金老师教的班级平均分竟然高达68分，从此一战成名。这个躲在厚厚的镜片后面，眯着小眼睛，说话常常胸闷气短的老太太，似乎掌握了点石成金的魔力：不管学生的数学底子多差，只要交到她的手上，一年时间保准成绩提高20分以上。为此，金老师连续担任了多年高三文科毕业班的数学老师。

教地理的潘培明，1990年从常州四中调入北郊。他瘦削精干，上课时总是昂着头，保持着无语问苍天的姿态。老潘的特点是善于总结，逻辑性特强。他能把千头万绪的地理知识点，融汇到几张图表上，学生不用死记硬背，通过简单推导就能得出正确的答案。遗憾的是我们那一届，地理不再参与高考，否则我们的总分还会更高一些。

还有从山西大同调来的汤琛珺，她那时不过二十五六岁，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汤老师性格直爽，和我们以平辈相处，同学们私下里都亲热地喊她“小汤”。有一次正上课，小汤发现有男生盯着她发呆。情急之下大喝一声：“杨某某，你老盯着我干嘛？”同学们哄堂大笑，两朵红晕瞬间飞上了她的脸颊。

小汤老师教语文，压力想必是极大的。当年北郊的高中语文组大神云集，有所谓“四大金刚”的说法。以袁永贤、谈建平、张耀奇、李怀中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骨干教师正在业内大放异彩。在我记忆中，北郊自己的语文命题，题面虽然来自书本，解题思路却往往要去书外寻找，因此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要求很高。一次语文月考，给我们出过这样一道怪题。叶圣陶的散文《藕与莼菜》被掐去标题和作者信息，全文搬上试卷，然后最后一段填空如下：

所恋在______，______就是我们的故乡了。

要求我们从下面4个答案里选出正确的那一个：

a.哪里，哪里； b.哪里，哪儿

c.哪儿，哪儿； d.哪儿，哪里

这道题难倒了所有人，答对的十不存一。我也是侥幸猜中答案a，因为从文中频繁提到的黄酒、藕、笋、莼菜等事物可以判定，作者是南方人。南方人不会卷着舌头说话，因此绝不会有儿化音。

其实出题人也有局限。假如他对朱自清的文章略做研究，就会发现同是南方人的朱自清，文风就偏爱模仿京腔。这又怎么说呢？

在我读书的时候，这种“杠精”思维往往不被师长所喜。但小汤不但勇于承认“语文没有标准答案”，而且乐于同学生辩论，进而举一反三，启发我们进行专题性研究，因此大大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原本她应该跟到我们毕业，因故只教了高二一年。交出的成绩单是：高二会考，全市语文单科95分以上只有50人，我们班占了3个；高三第一次语文期中考试，我们班包揽了个人分数年级第一，全班均分年级第一。成绩公布以后，据说班主任刘季云老师特意请小汤吃了一顿酒以示感谢。

北郊的老师们不但是术有专攻的教育家，还是言传身教的践行者。高二时的数学老师季振超给我留下过深刻印象。季老师不知何故，只身住在学校里，只有一个上小学的女儿陪在身边。他常年平头布鞋，衣服就是几件中山装换穿，像是刚从田间地头来，随时准备下地劳作似的。每次上课之前，同学们起立喊“老师好”，他必定回以深鞠一躬，神态非常庄重，颇有五四遗风。这份对职业、对学生的尊重，常常使我非常感动。多年以后，我到常工院给传播系的孩子们讲解纪录片的创作，便也学着季老师，向台下深鞠一躬，看得出，孩子们都很惊讶。

北郊的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1994年7月，我们参加了高考。班上成绩最好的同学王晓霖，数学考了149，只差一分满分，最后以580多分被南京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录取。我总分500，数学只考了70分。

金佩玉老师很难过，拉着我姑姑的手连连道歉，说自己有负重托。

其实，姑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侄子在北郊读书，就要求任课老师给予特殊照顾。有很多老同事，直到我高三时语文考了年级第一，才知道我们的关系，那也是学生时代姑姑唯一一次当众对我提出表扬。

姑姑知道我偏科，但没想到会偏成这样。因为就在考试前三天，金老师在数学课上，已经押中了最后一道大题。只是形式略做改变，我就不会做了。

应该难过的是我。一想到有可能成为金老师辉煌职业生涯里的唯一污点，我就感到无比愧疚。

30年光阴弹指而过，那些我熟悉的老师们，大部分已退休多年。我的姑母潘凤珍女士，不幸于2023年2月因突发脑溢血去世，享年85岁。一批又一批，听到噩耗的学生们陆续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们红着眼睛，自发轮班给老师守夜。

那些为了北郊的崛起而奉献过青春和才智的老师们，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都值得后来人永远铭记。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诚哉斯言，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