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常州籍文博书画大家谢稚柳先生曾深情回忆：“名山先生（钱振锽，1875-1944）不仅教我读书，更重要的是教我做人的道理。他的‘道德文章’我至今觉得值得我怀念。他一生清贫正直，爱祖国，爱人民。解放前，常州邻近的县闹灾荒，先生曾多次将鬻书换得的钱去救济灾民（原载1986年《新华日报》）。”江南大儒钱名山自1914年设帐寄园，20余载，传道授业，诲人不倦，八方学子纷至沓来，多达千人。小小寄园一时书香氤氲，成为民国时期江南三大书院之一，造就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名山先生爱国爱民、以文化人之精神，如明灯一盏，在常州文化史、教育史、慈善史上熠熠生辉。对于名山精神的挖掘与传承，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今年适逢先生逝世80周年，本报《文笔塔》副刊特别创设“纪念钱名山逝世80周年”重磅专栏，广邀海内外专家学者撰写文章，怀念先贤，阐扬中吴文脉，传承优秀文化，为常州文化事业在新时代赓续、发展贡献力量。

张戬炜

苏东坡临终前，托付给常州挚友钱世雄的，是《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著作手稿，史称“海南三书”。东坡《与李之仪》中说：“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可见其对三部手稿的珍视。这三部最终由东坡完成的著作，凝聚了人称“三苏”的东坡父子兄弟两代三人的心血。东坡从海南北归常州时曾感叹说：“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所谕，其他何足道。”

东坡生前，文名满天下，随手为文，世人都视为唾珠吐玉，为何如此珍视这三部著作？原因是这三部著作，都是经学研究成果，对中国文人来说，其意义与价值，非同小可。

何谓经学？经，即经典文献，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本。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三家为主体。释家所奉之经，第一位是《心经》。道家所奉之经，第一位是《道德经》。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所奉是《四书五经》。随着中国思想史衍变，儒家经典亦有演化，形成《六经》之说。具体典籍为《诗》《书》《礼》《易》《乐》《春秋》。其后还有儒家《十三经》之说，因比较复杂，此处略过。

经学，于释家而言，是研究佛经的学问。于道家而言，是研究道家经典的学问。对于儒家而言，是研究《四书五经》，或者说研究《六经》的学问。自汉代后，中国历代奉儒家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所以，儒家的经学研究，实际上是国家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学问。历代儒生，如果不懂经、不解经、不究经，在儒家学术史上，是没有地位的。这也是苏东坡临终前，一定要留下经学研究著作，以确定自己是经学家的原因。

汉代以来，独尊儒术。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字词含义，阐发义理学问，是儒生毕生追求。学脉所传，形成经学体系。两千年以降，经学影响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举凡两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学、哲学、法律、社会生活等，无不在经学的指导下运行。经学所据之儒家典籍，成为中华精神元典，成为汉民族的共同记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经学又成为多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观，成为国家精神的主体。

目前的苏东坡研究，研究方向一般都是东坡的诗词歌赋及行为事迹，东坡在常州临终时托付给常州人的经学著作，鲜有问津。从这个现象来看，苏东坡是一位被遗忘的经学家。与苏东坡类似的，常州还有一位被遗忘的经学家，就是清代的钱名山。

钱名山，原名钱振锽，后名钱名山，字梦鲸，号谪星。常州乡党惯以钱振锽称之。说到钱振锽，常州人多以为是书法家。其书，名动江南。康有为称钱振锽之书：“除我之外，当世更无与此公匹敌。”民国四大书家之一的于右任称：“名山老先生的字比我好。”民国时期著名书画家张大千、谢稚柳、徐悲鸿、朱屺瞻等都受到过钱振锽的影响。可见钱振锽当年在中国书坛的地位。

常州乡党一般还知道钱振锽是进士。中国的进士，是地方文化的骄傲。旧时，某村某乡出了一名进士，是当地莫大的荣誉。常州人当然还知道钱振锽是官员。进士及第后，钱振锽任正六品刑部主事。只是这个官当了没多久，因不满官场习气，钱振锽辞官回常州，以诗词山水自娱。

深入一点了解的常州人，知道钱振锽是教育家。辞官回家后，钱振锽在常州东郊创办寄园，收英才而育之。常州地方文化中有“寄园弟子”一说，意思是钱振锽门下的学子。寄园弟子多奇才，谢玉岑、程沧波、马万里、谢稚柳、郑曼青、唐玉虬、虞逸夫等，都是当时中国艺坛与政坛的一时之秀。

常州当年一府辖八县，乡民们都知道钱振锽是慈善家。清光绪三十二年，阳湖县芙蓉圩大水，饥民无数，钱振锽鬻书筹款，赈灾息争，乡民感而送匾。1930年常州城外马迹山遭灾，山民饿毙，钱振锽鬻书赈灾，并到上海征集名家书画，鬻之救灾。1934年，江南饥荒，溧阳为最。钱振锽带头鬻书筹款，常州人感其义气，所募钱粮壅塞钱氏之门。1940年，常州遭遇百年未有之旱灾，钱振锽上书官府，开仓济民。

进士也好，书家也好，教育家也好，慈善家也好，其实，钱振锽作为江南大儒，最重要的身份，也是被遗忘的身份，是经学家，中国最后一代经学大家。如同东坡最珍视“海南三书”，钱振锽留下的最值得珍视的，是经学著作《良心书》。

钱振锽所处时代，由清朝而民国，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儒生，作为负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责任的儒门子弟，应该从传统的经学中，寻找安邦济民的良策，回答时代面对的问题，提出救国强基的方案。事实上，中华文化自春秋战国成熟，到汉代大一统国家建立后，是经学解决了国家与民族的主体问题。及至两宋，大一统国家被少数民族政权击破，同样是经学，解决了宋朝及后续政权的法统问题。清代到民国，中国面对世界列强，如何保持民族文化自主，保持中华法统延续，经学是否可以再次解决这个问题，是当时的经学家们梦牵魂萦的所在。常州经学家庄存与重新注释了中国经学经典《春秋》，门下学子龚自珍、魏源以此为依据，推动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潮，遂成常州学派。

作为经学家的钱振锽，沿着常州经学前辈庄存与的学术道路，重新解读了儒家经典《孟子》。钱振锽认为，儒家经典非一般人能懂，要让经学重新指导中国的社会现实，一定要用最浅显的词语，说清楚最深刻的道理。钱振锽从《孟子》中钩出“良心”这个词，构建了自己的经学体系。他说：“良心即忠恕、即性善、即良知、即心之本体。但是，如果说忠恕、说性善、说良知、说本体，只有读书人才懂。如果与不读书人讲，究竟费力。唯有良心二字，妙在无人不知，不假思索，不费唇舌，直捷痛快，不必另起炉灶。”“言学，必宗孟子。治太极西铭无益，良心出孟子，而人人知之，以之教人必易为力。”

钱振锽的经学体系，建构于孟子的学说，其核心内容是：“古来圣王的政治与学问，《六经》《四书》谆谆不倦所讲的，不过是讲是非。而是非，不过是香的香、臭的臭，美的美，丑的丑，如此而已。反过来便是不诚，便是自欺，便是无是非，便是没有良心。”

从最容易为大众理解的“良心”说出发，钱振锽提出，良心是人异于禽兽的区别，是人必须终生奉行的行为准则。种种无良，皆中国致弱之由，只须令以上种种人，大家将良心捧出做事，而天下平，中国强矣。处今之世，忽与人讲良心，莫不以为迂。不知天下盛衰强弱之关系，只在此两字，又何迂为？

常州的经学家，好像都容易被遗忘。苏东坡生前被朝中同僚称为“毗陵先生”，也就是同僚们都认为苏东坡是常州人，但没有人说他是经学家。庄存与是常州人，常州今文经学“常州学派”开山宗师，尽管弟子龚自珍、魏源名重天下，但没有人记得这位伟大的经学家。钱振锽亦是如此。钱振锽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是经学研究，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书法作品。

中国经学不是外在于我的纯知识性存在，是关乎世道人心之学，是经世致用于人心之学。值得高兴的是，随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经学正在传承。2018年9月19日，清华大学成立了国内首家中国经学研究院。相信常州这些被遗忘的经学家，在今后的文化复兴中，会擦去身上的泥垢，重新焕发出璀璨的思想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