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先进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运用越来越多，取得的成效也逐步显现。与之相伴，治理成本也在不断攀升：一方面，基层对资源投入越发依赖，缺少外部资源就做不出“治理文章”的现象在增多；另一方面，考核压力过重，也在不断加重基层的“内卷”，指标不断加码，上级部门干预过多，面对突发情况缺乏自主应对韧性等现象越来越明显。这些问题，在经济承压期影响尤为突出。

较长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习惯于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技术手段升级来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基层治理任务。在治理结构上，通过建立层级分明、组织严密的治理体制，以实现对治理流程的科学划分和治理对象的全方位管理，如当下普遍采用的网格化治理模式；在技术手段上，则推崇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到治理中来，如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应用在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建设中，降低治理难度，提高治理效能。

技术的提升和机制的创新确实能够有力地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治理绩效，但也造成了路径依赖问题。一方面，技术手段始终有时代性制约，外部资源投入也总有极限，试图通过技术手段将基层治理的所有环节信息数据化，进而事无巨细地“编织”起来，在较长的时间段内很难实现，当下众多用以打卡、签到、录入基本信息的手机应用软件、小程序饱受诟病，已经证明这些措施效果并不理想。而且，对技术手段的过分偏重，也容易加重基层治理中的“重物轻人”“重痕迹轻过程”的倾向，导致基层负担越来越重。另一方面，再细密的网格也总有孔隙，这些孔隙需要对基层事物的熟稔和人情世故的练达，借助一定程度的“通变”和“因地制宜”来填补。如果一味以清晰化、标准化、甚至刚性化的制度、技术去实现治理图景，就会使基层组织通过“变通”履责的空间被压缩，陷入“一刀切”式的工作模式，长此以往容易丧失对基层的感知能力。

事实上，数据之间的表面相关性，远不能解释人的复杂性，更无法替代事物之间的真实因果关联。基层治理中所利用的技术手段，是帮助治理主体收集、处理和分析必要的信息，并提供一定的方案作为参考。治理难题的化解,最终还是要回到对利益分歧和价值冲突的调解。换言之，治理的核心是人，基层治理要始终见到“人”，不能只见物不见“人”。

首先，要推动基层治理从技术治理逐步回归价值治理本位。人是一切治理工作的核心价值，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治理的本质不可能像技术应用那样有明确的线性对应和逻辑关联。因此，在维持“不出事”的界限之上，要适度允许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变通，要容忍治理过程中出现一定的争议，因为这本身就是治理秩序的形成过程和治理价值的体现过程。基层治理需要“精细化”，但“精细化”并不等同于“标准化”，更不能将“精细化”的治理追求转化为“流水线”式的“治理微操”，这只会无限膨胀管理者和考核者，无助于缓解“上面千线、下面一针”的困局。

其次，要将为基层切实减负作为治理创新的目标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基层减负要明确权责，不能什么事都压给基层，基层该承担哪些工作，要把职责事项搞清楚。”因此，要尽快落实基层治理事务清单制，把不属于基层的工作挡在基层之外。让更多的村社区干部从“填报表”“做台账”“写报告”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走到商户中去，走到居民群众中去，这是任何技术工具都无法代替的治理核心。毕竟，对基层群众来说，能在身边和你唠家常的“马大姐”式基层干部，总比坐在电脑前你问我答的“坐班式”干部，要更为“靠谱”。

再次，要更加注重内生治理资源的挖掘利用，逐步降低治理成本，摆脱对外部治理资源过度依赖，这样才有助于基层治理长远发展。内生治理资源，最典型的就是熟人社会中的各种乡规民约、人情面子等“软约束”。当前，城市社区“陌生人社会”特征明显，内生治理资源较为匮乏，对此，我们需要分步实施，不求“一步到位”。利用大规模拆迁、居民频繁搬迁越来越少的社会趋势，先从“轻度熟人”的培育下手，通过各类社会组织、民众团体组织开展各种社区活动，特别是针对“一老一小”的活动，通过社区营造，吸引更多居民的参与，通过线上线下互动，先让社区中的居民“熟悉起来”。然后，借助越来越稳固和庞大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建平台，把更多的治理资源连接到基层，把党建的成效与居民的受益有效绑定，以党组织的社会整合能力，提升群众的参与度，增强社区等基层治理的效能。

治理是一项以“人”为对象的工作，也需要靠“人”而开展。在智能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的当下，基层治理既要见“智”，更要见“人”，挖掘好、利用好、彰显好“人”的效用，是基层治理稳定有效可持续的重要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