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立论,必切时宜。
一百五十年前,清廷之末季,名山先生来时也;八十年前,民国之穷途,名山先生之不禄也。
先生在世七十年,正泱泱家国,其外则见辱于彼邦、其内则乱生于此土,山河飘摇、百姓狼顾,先生以儒者立身、以学者立言,引子路之言而发问:何必读书?
子路,刚直而勇,夫子门人也。因未见向学之用,故对夫子存此直问。当年夫子以不学之六弊教之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子路以夫子重实践与力行,故视读书为次要。而夫子责子路未学先行,是以民生试对错,害民害己也。
子路又问:“学岂有益哉?”夫子再答曰:“木受绳则直,人受谏则圣;受学重问,孰不顺成。”学与不学、学有何用?两千年后,世态屡遭巨变,家国屡逢艰危,世人更疑读书何用。名山先生引此问而课徒,是欲先决向学之疑也。
世态有奋发向上、赍志以老者,亦不乏邪恶污暗、放纵下流、慵懒怠惰种种。志趣卑下者须劝之以正;软懦无见者须导之以强;蒙昧多歧者唯教之以明;有残暴害民、奸诈吊诡者,须劝之以信以义、以礼以节。故叔世之中,先生以身为范,用一生学行说读书之理。
“战者死事,必于死中求生而后有胜理”,“志不一则二,令不一则疑,败之道也”,为析战和不定之利弊、断胜败之因果、鼓朝野之士气,先生作《必战》以醒世;
又以“知而不行,虽敦必困”,学者所喜在乎“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多究于琐屑,不考行事之高下,士人畏威而不能申正见,天下有空言轻行、无所担当、埋首八股之风,不知“知贵有行,行贵有恒”,故作《行贵》以劝世;
“已有文章惊海内,复持道德正人心”,先生眼见天下势同散沙,官心争势,民心逐利,有势者以天下为我有而造汹涌之势,有道者愿以天下为己任而不得其机,局面已然难于收拾。“人心之亡,先亡于无是非”,“春秋大义,不过明是非而已”,而是非荣耻、善恶美丑早失一定之准。先生忧心“时方逐利,何可告语?”或覆巢损卵、或剑化耒耜,举目理想与现实、蒙昧与光明、落后与强霸,以急利而惶惶者之众,我辈应有何作为?以不忍众生长困泥途,而教人易懂易行之故,先生再著《良心书》以劝天下正心同德。
如何读书?是“何必读书”之再问。
世人皆知儒家倡导“礼之用,和为贵”,然在名山先生高蹈之前,早有一篇《拟陈政事条疏》,提出“正学术以正人心、去积习以行实政、破资格以求人才、和天下以尚武”。儒生论尚武,自古少有之事。以尚武为和天下之根基,岂是一般儒生之见。百年之后思之,知是先生实学之言。
人心善恶之机,关乎国家治乱。既要精通典籍,又要关心民事;既要心系国家,又要修身养德。近世多少伟岸人物,以精通典籍之根底,造不世之伟业,岂能不学而达。天下之大,早非无德无才、胸中草莽者所能胜任。知“兵机利钝、主德明暗、臣下忠奸、战和得失、古今同异”,乃先生家学;“读经传则根底深,看史鉴则议论伟”,乃先生家传读书方法。以先生经史根底之雄深,故能发此实学之论,非迂阔者能言也。惜乎不用于昏庸。
饱学博文,非先生所求也;皓首穷经,非先生所欲也;章缝之士,亦名山先生所睥睨也。古人有言:但以无才无德为耻、不以身家性命为忧。非唯人文精神与传统学术可资传承,在新世界环境之下,交通、武备、人类知识结构、各民族道德水准发生数千年来之巨变,国家社会需要更多新知识与新人才。图强以人心、文化续则民族存,科学之探求与道德个性并修,实业兴邦与养德续脉同求,是新时代之新认知。学者务必实事求是,岂能虚学无用。
若“弃其所学而徇世所好”“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徙、不善不能改”,是夫子之忧也。而反复说道德终究乏味,不能陶情而淑性,虽法令亦不过禁一日之言行、不能轨心于正,故申之以弦歌、导之以诗文、广之以读书。名山先生深知启迪良知、感发性情为治学根本,为百姓说法则讲道德、一民心;劝士子向学则析是非、说进取;著文章则“自铸伟词,不拾人牙慧”。以当时名物训诂之微,不能道义理之大,不切于时宜、无所致用于世,故先生放言轻之。
“古之知道者必由学,学者必由读书”,藉文以读前贤之书、通经世之术,而可会其用心之所在。先生一生治经史、说性命,深知世间有向学见道而知性命者;有埋首史册不能见道者;有游戏笔墨不约于礼而畔道者。故在“何必读书”之后,先生不欲学子孜孜于俗业、驰骋于机锋,循循而善诱,为学子传道与学,辨经与权。使学者知国家作育之意,克葆醇风、致知而涵养。我辈或为栋梁柱石、或为榫卯砖瓦,可各得其志也。
不同于宋人所云“开卷有益”,唐人皮日休于《鹿门隐书》言:“文学之于人也,譬乎药,善服,有济;不善服,反为害。”故先生讲授前贤之学,欲“学子澄心定虑,值危疑震撼之际,能百挫而不挠”。不欲见不辨是非者,负天下之心而委身从贼,甘为寇盗之鹰犬也。
传承与弘扬儒学思想,是有识者之追求与担当;有益国家社会之长治久安,是历代贤良对儒学之正解。“不以自由为放荡、不以独立为自私、不以勇敢为作乱,勿耽于娱嬉惰废”。故先生进一步认为,“坚贞正固、恬静休裕,易耽逸乐,是学之衰也”。中国之温饱初足,不过十数年耳,“酣嬉游、盛容饰、役于口腹”,亦近贤之忧也。若纵有澄清天下之识,不能乘时而出,于国家生民无所担当,何益于世。
夫子又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是言由学可近仁也。《礼记》又曰:“修身践言、谓之善行”,然仅持仁善之德,尚不能胜道学之任,唯能“刚毅不挠、至死不变、不入于下流、不乱于邪世”者,能成就贞性毅力。不懈以努力所学之事,方可力行其德。先生易直而不疏浅,气如精钢。居身行己,在方与正。先生曾与弟子语:“学做诗文、必先学做人。”“诗必有义,言必有文,书必有骨”,遍观古今,几家诗书用正声?满目吟诗之料,锦绳贯作华章,先生以诗人天赋,以诗文立言,不离方正,故其等身著作,多切时而有劝德之用。
名山先生书法,迥异时流之春蛇秋蚓、土埂伏尸,其用笔取其正,直亦正、圆亦正,轻小巧而重健阔,欲对弄笔者有以震撼鼓舞而一荡萎靡。“我之为学,欲为天下周贫苦、救饥溺,使天下无失所之家,我行我心之所安”,是先生所抱也,是以雄迈代蹒跚也,故能见其书如见其人、见其书能见其志气也。
先生家传堂号“佳乐”,取“读书便佳、为善最乐”,既言读书之是,又倡为善之行。若无力行,“被服儒素,不过雅步高论”,“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高谈阔论之下,不过一席空谈。于礼义道德,绝无躬行之实,自欺欺人而已”。先生以一介乱世儒生,怀雄视百代之才、有安社稷化天下之志、有祈粮血腕赈施一方之德,知其因于实学、成于力行也。 “穷不忘道,老而能学” ,以行践学,真大儒也。
子路再问:“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斩而用之,达于犀革,何学之为?”夫子再答:“括而羽之,镞而厉之,其入不益深乎?”是言添羽锐镞,更益深远之理也。以孔子之圣,犹须好学。老子亦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求日损之道,而后一以日益之学贯之,可得而见也。”必有事焉,则莫如读书。寄园门生及先生私淑弟子有德有行者数以百十计,既许读书便佳,更能成就学子,吾辈何必更疑。
“何必读书”诚乃不朽之问。杜工部诗云:“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予说实学与力行,愿我辈有以继名山先生之余波潋滟也。
“与世不谐何所恨,茫茫万古待知音”。夫子如山,八十年后,小子仰止之余,唯有读书、唯有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