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立论，必切时宜。

一百五十年前，清廷之末季，名山先生来时也；八十年前，民国之穷途，名山先生之不禄也。

先生在世七十年，正泱泱家国，其外则见辱于彼邦、其内则乱生于此土，山河飘摇、百姓狼顾，先生以儒者立身、以学者立言，引子路之言而发问：何必读书？

子路，刚直而勇，夫子门人也。因未见向学之用，故对夫子存此直问。当年夫子以不学之六弊教之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子路以夫子重实践与力行，故视读书为次要。而夫子责子路未学先行，是以民生试对错，害民害己也。

子路又问：“学岂有益哉？”夫子再答曰：“木受绳则直,人受谏则圣；受学重问,孰不顺成。”学与不学、学有何用？两千年后，世态屡遭巨变，家国屡逢艰危，世人更疑读书何用。名山先生引此问而课徒，是欲先决向学之疑也。

世态有奋发向上、赍志以老者，亦不乏邪恶污暗、放纵下流、慵懒怠惰种种。志趣卑下者须劝之以正；软懦无见者须导之以强；蒙昧多歧者唯教之以明；有残暴害民、奸诈吊诡者，须劝之以信以义、以礼以节。故叔世之中，先生以身为范，用一生学行说读书之理。

“战者死事，必于死中求生而后有胜理”，“志不一则二，令不一则疑，败之道也”，为析战和不定之利弊、断胜败之因果、鼓朝野之士气，先生作《必战》以醒世；

又以“知而不行，虽敦必困”，学者所喜在乎“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多究于琐屑，不考行事之高下，士人畏威而不能申正见，天下有空言轻行、无所担当、埋首八股之风，不知“知贵有行，行贵有恒”，故作《行贵》以劝世；

“已有文章惊海内，复持道德正人心”，先生眼见天下势同散沙，官心争势，民心逐利，有势者以天下为我有而造汹涌之势，有道者愿以天下为己任而不得其机，局面已然难于收拾。“人心之亡，先亡于无是非”，“春秋大义，不过明是非而已”，而是非荣耻、善恶美丑早失一定之准。先生忧心“时方逐利，何可告语？”或覆巢损卵、或剑化耒耜，举目理想与现实、蒙昧与光明、落后与强霸，以急利而惶惶者之众，我辈应有何作为？以不忍众生长困泥途，而教人易懂易行之故，先生再著《良心书》以劝天下正心同德。

如何读书？是“何必读书”之再问。

世人皆知儒家倡导“礼之用，和为贵”，然在名山先生高蹈之前，早有一篇《拟陈政事条疏》，提出“正学术以正人心、去积习以行实政、破资格以求人才、和天下以尚武”。儒生论尚武，自古少有之事。以尚武为和天下之根基，岂是一般儒生之见。百年之后思之，知是先生实学之言。

人心善恶之机，关乎国家治乱。既要精通典籍，又要关心民事；既要心系国家，又要修身养德。近世多少伟岸人物，以精通典籍之根底，造不世之伟业，岂能不学而达。天下之大，早非无德无才、胸中草莽者所能胜任。知“兵机利钝、主德明暗、臣下忠奸、战和得失、古今同异”，乃先生家学；“读经传则根底深，看史鉴则议论伟”，乃先生家传读书方法。以先生经史根底之雄深，故能发此实学之论，非迂阔者能言也。惜乎不用于昏庸。

饱学博文，非先生所求也；皓首穷经，非先生所欲也；章缝之士，亦名山先生所睥睨也。古人有言：但以无才无德为耻、不以身家性命为忧。非唯人文精神与传统学术可资传承，在新世界环境之下，交通、武备、人类知识结构、各民族道德水准发生数千年来之巨变，国家社会需要更多新知识与新人才。图强以人心、文化续则民族存，科学之探求与道德个性并修，实业兴邦与养德续脉同求，是新时代之新认知。学者务必实事求是，岂能虚学无用。

若“弃其所学而徇世所好”“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徙、不善不能改”，是夫子之忧也。而反复说道德终究乏味，不能陶情而淑性，虽法令亦不过禁一日之言行、不能轨心于正，故申之以弦歌、导之以诗文、广之以读书。名山先生深知启迪良知、感发性情为治学根本，为百姓说法则讲道德、一民心；劝士子向学则析是非、说进取；著文章则“自铸伟词，不拾人牙慧”。以当时名物训诂之微，不能道义理之大，不切于时宜、无所致用于世，故先生放言轻之。

“古之知道者必由学，学者必由读书”，藉文以读前贤之书、通经世之术，而可会其用心之所在。先生一生治经史、说性命，深知世间有向学见道而知性命者；有埋首史册不能见道者；有游戏笔墨不约于礼而畔道者。故在“何必读书”之后，先生不欲学子孜孜于俗业、驰骋于机锋，循循而善诱，为学子传道与学，辨经与权。使学者知国家作育之意，克葆醇风、致知而涵养。我辈或为栋梁柱石、或为榫卯砖瓦，可各得其志也。

不同于宋人所云“开卷有益”，唐人皮日休于《鹿门隐书》言：“文学之于人也，譬乎药，善服，有济；不善服，反为害。”故先生讲授前贤之学，欲“学子澄心定虑，值危疑震撼之际，能百挫而不挠”。不欲见不辨是非者，负天下之心而委身从贼，甘为寇盗之鹰犬也。

传承与弘扬儒学思想，是有识者之追求与担当；有益国家社会之长治久安，是历代贤良对儒学之正解。“不以自由为放荡、不以独立为自私、不以勇敢为作乱，勿耽于娱嬉惰废”。故先生进一步认为，“坚贞正固、恬静休裕，易耽逸乐，是学之衰也”。中国之温饱初足，不过十数年耳，“酣嬉游、盛容饰、役于口腹”，亦近贤之忧也。若纵有澄清天下之识，不能乘时而出，于国家生民无所担当，何益于世。

夫子又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是言由学可近仁也。《礼记》又曰：“修身践言、谓之善行”，然仅持仁善之德，尚不能胜道学之任，唯能“刚毅不挠、至死不变、不入于下流、不乱于邪世”者，能成就贞性毅力。不懈以努力所学之事，方可力行其德。先生易直而不疏浅，气如精钢。居身行己，在方与正。先生曾与弟子语：“学做诗文、必先学做人。”“诗必有义，言必有文，书必有骨”，遍观古今，几家诗书用正声？满目吟诗之料，锦绳贯作华章，先生以诗人天赋，以诗文立言，不离方正，故其等身著作，多切时而有劝德之用。

名山先生书法，迥异时流之春蛇秋蚓、土埂伏尸，其用笔取其正，直亦正、圆亦正，轻小巧而重健阔，欲对弄笔者有以震撼鼓舞而一荡萎靡。“我之为学，欲为天下周贫苦、救饥溺，使天下无失所之家，我行我心之所安”，是先生所抱也，是以雄迈代蹒跚也，故能见其书如见其人、见其书能见其志气也。

先生家传堂号“佳乐”，取“读书便佳、为善最乐”，既言读书之是，又倡为善之行。若无力行，“被服儒素，不过雅步高论”，“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高谈阔论之下，不过一席空谈。于礼义道德，绝无躬行之实，自欺欺人而已”。先生以一介乱世儒生，怀雄视百代之才、有安社稷化天下之志、有祈粮血腕赈施一方之德，知其因于实学、成于力行也。 “穷不忘道，老而能学” ，以行践学，真大儒也。

子路再问:“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斩而用之，达于犀革，何学之为？”夫子再答:“括而羽之，镞而厉之，其入不益深乎？”是言添羽锐镞，更益深远之理也。以孔子之圣，犹须好学。老子亦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求日损之道，而后一以日益之学贯之，可得而见也。”必有事焉，则莫如读书。寄园门生及先生私淑弟子有德有行者数以百十计，既许读书便佳，更能成就学子，吾辈何必更疑。

“何必读书”诚乃不朽之问。杜工部诗云：“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予说实学与力行，愿我辈有以继名山先生之余波潋滟也。

“与世不谐何所恨，茫茫万古待知音”。夫子如山，八十年后，小子仰止之余，唯有读书、唯有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