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菱溪钱氏一族世代业儒，钱名山（1875—1944）祖父钱钧“平生无他嗜好，惟爱书成癖”，以古人“读书便佳，为善最乐”取堂号曰“佳乐堂”，著有《佳乐堂遗稿》。钱钧也把希望寄托在子孙身上：“补拙资良友，裒书当薄田。有怀休怠忽，敢望子孙贤。”名山父亲钱向杲平生慷慨尚气，工诗通医学，亦好读书，博览经史，他在《九峰阁诗集·四十自谈》中说：“寒窗依旧一灯青，岁岁埋头史复经。”钱向杲于光绪元年（1875）中举人，授内阁中书职，同年钱名山出生，可谓钱家双喜临门。但后来上书不用，名场屡困，遂绝意仕进，于菱溪居家附近租赁汪氏二亩地（常州东门外白家桥北），始筑私家园林，以作读书、著书、授徒之用，取名“寄园”。
关于寄园名字的由来，钱名山在《寄园记》中已明确指出，“地非己业，故曰‘寄’”,是为“寄居”之意。但按传统文人志趣，其名必有内在含义，这可从钱向杲友人张兆麟所作《九峰阁记》中寻找出一些端倪：“自古雄伟非常、志节卓绝千古者往往负匡时之略……或落落无所合，则徜徉乎泉石，寄意于山巅水崖，乘其间为体用兼备之学。”故寄园之名应还有寄身于园林间，养气修学之内在含义。
寄园约在光绪十三年（1887）初具规模，《九峰阁记》载：“就故居之侧，购（租）隙地为园，筑亭于南，凿沼于北。亭后有轩，轩窗四启……名其轩曰‘快雪轩’。轩外有阁峻甚，绕阁数十里多远山……登阁而望，群峰隐隐出没云际。偻指数之，盖有九焉。”钱向杲有《咏九峰阁八景》诗，“八景”是乱山晴翠、古塔残阳、长河帆影、远寺钟声、春溪浴鹭、秋浦归鸦、菱塘钓月、茅舍炊烟。这八景非园中自成之景，乃皆借引园外之景，即登临一阁，借远引近，寄远景于近情，亦与“寄园”名称的内在之意相一致。
光绪二十一年（1895），钱向杲又为纪念早逝的三子杏宝在园中筑望杏楼，至此寄园布置大体完成。钱名山在《名山文约》中对寄园之景有详细记载：“园有留云台、延翠亭、深柳读书堂、快雪轩、云在轩、九峰阁。九峰阁北出屋后，得溪山之胜……”钱向杲退隐寄园而心忧天下，他历时十年编纂成《夷夏用兵鉴古录》四十卷，把《资治通鉴》及宋以后的史书中所载与异族用兵的史料摘录评点,外交交涉的史料另付一编，让读者一阅便知兵机利钝、将才优劣、主德明暗、臣下忠奸、主和主战之得失；对古今时事之异同、国运之强弱，逐条摘录深切申论，绝不惧惮。中途他虽因目疾辍笔，但仍坚持至终稿，可见其用心之良苦、志虑之忠纯。
钱名山生于这样以天下为己任的诗书世家，幼承庭训而又天资聪颖，童稚时便不同凡常。他生性好动，但观书绝不动，喜听父讲古来忠孝节义、用兵战阵事。十岁学做五言诗，十八岁即刊印了《快雪轩文钞》，因其内容有激语，被告发而不得已烧之。光绪十九年（1893）恩科，钱名山参加江南乡试，尚未入场即在寓所门署“癸巳解元钱某寓”，同考者皆以为狂，结果中了第五十二名举人。他的这种狂狷的秉性注定不适于官场之道。光绪二十九年（1903），钱名山二十九岁中二甲第四十四名进士，以刑部主事录用。当时清廷新政，规定新科进士须入进士馆学习三年实学，目的是“明彻中外大局，并以法律、交涉、学校、理财、农、工、商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然见到“西洋教习登坛宣讲，群进士执笔谨记其语”，顿以为耻，归而大书其壁：“生若入进士馆，死不上先人茔。”以社会进步之潮流看，钱名山的思想认识无疑是滞后的，可归为守旧派，这也为他日后的归隐埋下了伏笔。
当时清政府摇摇欲坠，钱名山以刑部主事的冷官上书献强国之策，作《拟陈政事疏》，提出正学术以正人心、去积习以行实政、破资格以求才、合天下以尚武四大条政治主张，其中虽不乏可取者，但终不被采纳。光绪三十二年（1906），父向杲病危，知子莫如父，临终前有遗言云：“尔秉性高疏，不宜从事经世之业，当著书名山以老。经世，俗事也，非尔任。”钱名山于是年将原号谪星更为“名山”。宣统元年（1909），他服满入都，再次怀抱着赤诚之心呈请都察院代奏《论新军疏》，力诉新军应招募“朴实有农夫土气者，凡油头滑面有城市气、衙门气者，概不收录”。又作《拟请缓行地方自治疏》，皆留中不发。钱名山对清廷彻底失望了，做好了归隐的准备，曾作《独自》诗云：“独自昂头人海中，西山晴翠接高穹。何来宦味如秋燕，莫负冰心语夏虫。谁为江河忧日下，休将身世恸途穷。还乡须觅中山酒，长醉溪头荻苇风。”是年八月，告别同侪，弃官归家，以读书、著书为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5日，江苏独立，9日常州宣告光复，至1912年清廷正式宣告退位。钱名山虽早已深知清王朝气数已尽，但心里还是难以割舍，他“神乱若狂，几濒绝境”，在长亲责劝之下才渐渐挽回意志，遂束发髻，着道士装，不问政治，成为遗民中的一员。一般狭义的“遗民”指在朝代鼎革之际，忠于前朝、不仕新朝的人，他们的思想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价值判断。在遗民的世界里，深具意义的仪式和行为经常是自我认同的重要途径，而冠服往往含有明确的文化与政治象征意义，且是最直观示人的，所以成为他们表达情感、立场的重要方式。清遗民有保留发辫者，亦有着僧道装仿效“逃禅”之风者。像钱名山一样着道装的并非少数，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礼部礼学馆顾问王舟瑶、御史江春霖、山西巡抚岑春煊等皆如此。其实他们并非真的出家或信奉道教，仅是以道装表明自己已是脱离尘世的“世外之人”，暗指不入“新朝”。
清亡民立同以往改朝换代毕竟有着本质的不同。清廷虽是少数民族，但在旧派的士大夫心中，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儒家的文化体系与社会秩序。清王朝的崩溃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朝代和政治上的变化，而是整个社会的全面革新，更富于文化上的含义。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社会体制面临着空前的挑战，文化失落的痛苦使他们具有一种共通的“文化遗民情结”，他们的所有言行几乎都与这种“情结”相联系。从文化遗民的层面上，我们才可认识一个矛盾、复杂的钱名山。他虽早已知清朝必亡，但不能说他对清王朝没有眷恋，其实让他牵萦于心的是在西学和新文化的冲击下，理想中以儒学为轴心的社会、文化和思想基调如何传承发展的问题。
寄园在钱向杲逝世后就渐荒落，但经钱名山加以修葺，尽复旧观，并使之成为一处文化教育圣地。钱名山于1912年就在寄园教授自家子弟，表侄（后为长女婿）谢玉岑、侄钱炜卿于是年入寄园读书。1914年，钱名山正式设馆授徒，他学识渊博，讲授深入浅出，以文章义理大义者、有益于世道人心者授之。是年他刊印《良心书》，认为：“千圣相传之心印，六经会归之精义，不外‘良心’二字……此皆为学为人之根本。知其本末，方可立身处世，方可扬善非恶，方可兴家立业，方可与闻治平，方可共造和谐。”《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称：“其言学，必宗孟子。”刘鼎勋《钱名山先生传》记载，学生多时达三十余人，九峰阁为藏书楼，望杏楼为学生宿舍，环境优美，是习静诵读的好地方。
在清王朝覆亡、辛亥革命功败垂成、社会动荡、传统文化遭受西学冲击的情况下，作为文化遗民的钱名山所能做的就是远离政治、讲学寄园，赓续中华文脉。从这一层面上看，钱名山主导下的寄园所寄托的是他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希望，是对诸弟子能以天下为己任、德才兼备的希望。1917年，谢玉岑不愿在北京银业做学徒，欲再回上海商校读商科，钱名山劝导说：“吾谓玉岑当博读古今书，成大儒。今其志乃求温饱者，非吾婿也。”而诸弟子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仅从可查考的弟子中可以看到，他们日后很多都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继续传承、发扬着寄园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