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归毗陵，聊自憩。此我里……”（毗陵即今常州）

这句话的出处，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苏轼写给章子平的信；另一种说法，是出自宋靖国元年（1101年），遇赦北归苏轼给章致平的回信。

实际上，这是同一篇尺牍。问题在于到底是苏轼写给谁的？“章子平”与“章致平”，仅有中间一字之差，但确是两个人。这就需要我们做一细致的考证。

文本考证

首先，从不同的文本，我们可以发现问题出现的端倪。之前大部分的《苏轼集》《苏轼全集》《苏轼文集》等，都收录的是《与章子平十五首》，这封尺牍是第十三首。

后来，孔凡礼先生在《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曾枣庄、舒大纲在《三苏全书》、（语文出版社2011年版）、《苏东坡全集》（中华书局2021年版），都将《与章子平十五首》拆分为《与章子平十二首》《与章致平二首》《与人一首》。原《与章子平十五首（之十三、十四）》改为《与章致平二首》，并注明：以下俱北归。原《与章子平十五首（之十五）》改为《与人一首》。并注明了更改的原因：

“与章致平二首”原作“十三”，意为此乃与章子平之第十三首尺牍。据《播芳大全》《云麓漫钞》（以下简称《漫钞》）卷九改。文中“致平”亦作“子平”，同据上改引。

《与章致平》（二）。文题原作“十四”，意谓此乃章子平尺牍之第十四首。案，此首与上首衔接，当为与章致平者。《云麓漫钞》谓苏轼于上首之后，“又写白术方，今在其孙洽教授君处”。此首之“白术一味”及该句句下注文“舒州买者每两二百足”云云，似即所写之白术方。因据改。

《与人一首》文题原作“十五”，意谓此乃与章子平尺牍之第十五首。味其内容，或是与章子平者，然未敢定。今改题“与人一首”，附校于此。（孔凡礼：《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人物考证

其次，让我们来搞清楚“章子平”和“章致平”分别是谁？

章衡。子平名衡，即章衡（公元1025年—1099年），子平是他的字。《宋史》有专门的《章衡传》，“章衡，字子平，浦城人（今属福建）。嘉祐二年，进士第一。”

章援。致平名援，即章援，致平是章援的字。章惇（字子厚）之子，于苏轼为晚辈。《宋史·章惇传》记载：“惇敏识加人数等，穷凶稔恶，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讫无显者。”

章惇。章惇（公元1035年—1105年），“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北宋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最高官居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宋史·章惇传》载：“惇豪俊，美姿容，博学善文。进士登名，耻出侄衡下，委敕而出。再举甲科，调商洛令。”章惇本是与苏轼、章衡同年进士。但以名字在他侄子章衡之下为耻，辞去了皇上任命官职的诏敕，“委敕而出”。又三年，章惇参加下一届科举，得第五名，进士及第。

由此梳理，章惇、章衡、章援三人的关系是：章援是章惇的第四个儿子，而章衡是章惇的族侄。

与苏轼关系考证

再者，章惇、章衡、章援三人都与苏轼有很深的交集。

苏轼与章衡。苏轼也是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两人同年进士及第，也是很好的朋友。苏轼对章衡之才，也是颇为赞赏，他在《送章子平诗序》中评价说：“子平以文章之美，经术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谦，此功名富贵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苏轼还曾这样评价章衡：“子平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因此，后人收录了苏轼写与章衡的尺牍《与章子平》有十余篇。

苏轼与章援。“援为苏轼门生，元佑三年进士第一。”章援参加科考时，苏轼是主考官，且将章援亲点了第一名。因此，章援可以说是苏轼的门生。

苏轼与章惇。苏轼和章惇早年是好友，后来两人的关系，随着政见的不同，慢慢疏远甚至成为政敌。在当时的政治版图中，苏轼属于旧党，章惇则属于新党。苏轼与章惇、章衡、章援三人的关系分别是：苏轼与章衡是同年兼好友，与章援是师生；与章惇则是同年，早年的好友，后期的政敌。

尺牍考证

理清楚了以上人物及人物关系，我们才能对这封尺牍的对象、时间、背景、内容等做一充分的考证。

关于尺牍的对象和时间。信的开篇即：“某顿首致平学士。”信中的结尾，苏轼又注明是：“某顿首再拜致平学士阁下。六月十四日。”由此，可断定，此尺牍乃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十四日所作，是写给章惇之子章援（致平学士）的。

关于尺牍的背景。苏轼写这封信的缘由和背景，与苏轼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获赦北归有关，涉及到元祐、绍圣时期的新旧党争，以及苏轼与章惇的政治斗争。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九月八日，章惇罢相，知越州，靖国元年（1101）初，再贬雷州司户参军。与此同时，靖国元年（1101），苏轼获赦，得以北返。

六月，苏轼船次京口（今江苏镇江）。恰好章援在京口。章援知道父亲章惇与老师苏轼的恩怨，担心苏轼重新当政会报复父亲，于是写了一封信，请求苏轼饶过章惇。“辅佐君王的人，一言之微，足以决定他人的命运。”此事《漫钞》卷九有记载：“东坡先生既得自便，以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还次京口，时章子厚丞相有海康之行，其子援尚留京口，以书抵先生。”以下录援书全文，约千字。章援这封信写了大约千字，反复叙求见之意，并云：“迩来闻诸道路之言，士大夫日夜望尚书进陪国论。”书称苏轼“固圣时之蓍龟”，欲就其父惇之前途吉凶而穆卜之，其意望朝廷稍驰其父之罪，使得“东归田里，保养垂年”，盖欲动轼之情，勿念其父旧恶，使“还朝廷登廊庙地”后为回护之。

苏轼看过章援的信，情真意切，才藻富瞻，非常高兴，连连夸奖：“斯文，司马子长之流也。”子长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字。据《漫钞》卷九记载，“先生得书大喜，顾谓其子叔党曰：‘斯文，司马子长之流也。’命从者伸楮和墨，书以答之。（书略）此纸乃一挥，笔势翩翩。后又写白术方，今在其孙洽教授君处。”“先生得书”云者，谓苏轼得章援书也。

“十四日，答章援简牍，并赠援白术方，以备其父惇之用。”（《苏轼年谱》）于是，在六月十四日，苏轼写了这篇回信。

关于尺牍的内容。

苏轼在回信中写道：“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说我与你父亲有四十余年的交情，中间虽然有些龃龉，但情义并没有减少。

苏轼还安慰章援说：“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也。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从“建中靖国”的年号，可以看出宋徽宗希望平息党政的政治风向，让他不要担忧。

苏轼并未将自己年迈投荒、一贬再贬的痛苦归罪于章惇，更以“又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舶到时，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于闽客，广舟准备，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自治之余，亦可以及邻里乡党”来安慰门生。海康即雷州治所，苏轼告诉章援说，海康这个地方还好，在这里生活并没有太大的风险，不必担心。

苏轼还许诺到毗陵之后，将自己写的《续养生论》抄写给章惇。

关于毗陵

苏轼在信中，两次提到了毗陵。

一句是“在海外，曾作《续养生论》一首，甚欲写寄，病困未能。到毗陵，定叠检获，当录呈也。”

一句是“自半月来，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速归毗陵，聊自憩。此我里，庶几且少休，不即死。”

苏轼这两次都是表达了到毗陵定居的决心和心愿。

实际上，苏轼北返抵达赣州时，就已经决计归常。“某已到虔州（今江西赣州），二月十间方离此，此行决往常州居住。”（《与钱济明十六首》之十）

写了这封信的两天后，即六月十六日，苏轼乘舟抵达常州，“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着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曰：‘莫看煞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邵氏闻见后录》）苏轼全家入住顾塘桥畔孙氏馆（藤花旧馆），并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四十多天。七月二十八日，终老毗陵。

综上，经过考证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速归毗陵，聊自憩。此我里……”这句话出自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写给章惇之子章援（致平）的信，即《与章致平二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