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外乡友人问我:“南方不是应以大米为主食吗?你们江南人为何对面条如此痴迷呢?”我知道这是基于“南粉北面”一般性认识带来的问题。江南麦作据说自衣冠南渡而起,尤其是靖康之乱后,宋廷南迁,小麦在南方的种植达到了高潮,自然而然,江南大大小小的城市喜吃面食,面条如杭州片儿川、昆山奥灶面、常熟蕈油面等等均很有名。常州作为吴语区与其他语区交界处,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一定会产生非常精彩的餐饮文化,“江南美食之都”名副其实,就连一碗银丝面亦能让人垂涎三尺。
1926年版《武进年鉴》中有一幅很有意思的广告,一位神态悠然自得的先生在面馆吃面,左手擎一瓶酱油,右手举箸搛面,桌上是一碗银丝汤面另加两个浇头,即所谓“过桥”。1948年版《武进调查》载常州城内小吃店分面店、馄饨店、糕团店三种,面店所售有鱼面、肉面、虾仁面、火腿面、鸡鸭面、锅面、炒面,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特别指出绿杨饭店有银丝面飨客。由此可见,旧时常州人对面条之爱可谓一往情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婶婶带着年少的我进城到南大街银丝面馆吃过一碗汤面,这是我与银丝面的初次邂逅,依稀记得面馆大门朝东,堂内面积不大。待一碗面上桌,婶婶讲这是阳春面,其实就是没有浇头的光面。只见嫩黄的鸡汤里卧着洁白的银丝细面,上面漂着些许碧绿的香葱花,喝一口汤,觉得前所未有的鲜;再吃一口面,面条虽细却很筋道,来不及细细品尝,一碗光面已倏尔落肚,面汤也是喝得干干净净,未剩一滴。与猪八戒吃人参果未尝出味道不同,当时想着人世间怎么能有这么好吃的面条呢?直至回到家中还一直在回味,古人讲绕梁三日,诚不我欺也。
我出生在武进县鸣凰乡农村,村民在田间劳作,中午回家吃一碗面条果腹是常事,且无须炒菜,比吃米饭少了许多麻烦。儿时吃面较别人家更为便利,因外婆家有一台手摇轧面机,代为周边人家加工面条,只小宽面与窄面两种,而无银丝面面齿。我去轧面无须付加工费,当然面粉须自带,因为外婆家亦不富裕。轧了面条回家,团成多个面团放竹筛中置烈日下曝晒后,可长时间保存。想吃面条了,取数团面团入开水锅煮熟即可,调料仅盐、酱油、猪油,如恰逢自留地青蒜出产,再撒点碎蒜叶于碗中,那简直就是人间至味。乡下孩子遇到城里鸡汤银丝面,与吃惯的酱油面相比,味道当然如云泥之别,一时惊为天人,其实是少吃多怪,这是我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幸福而又带点心酸的回忆。
时光荏苒,家乡农村经改革开放数十年已成富庶之地,银丝面馆也在常州城乡处处开花,成了人民群众家门口的食堂,近年银丝面馆更是开到了外乡。我也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爱读点书且不怎么油腻的中年大叔,因工作原因常需出差,慢慢地,每到一个城市寻觅当地小吃成了一种习惯,特别是面条,如广东竹升面、兰州牛肉面、上海辣肉面、新疆拉条子、诸暨次坞打面、台北牛肉面、香港九记牛腩面、贵阳旺肠面、太仓双凤羊肉面……均一一吃过。还有一个习惯,但逢休息日,常约友人一一寻味家乡大大小小的面馆,外地友人来访,我亦常会请吃常州特色小吃银丝面。因吃面吃出了妙趣横生的感觉,经同人鼓动便在《武进日报》上开了一个“老徐说面”的栏目,介绍家乡那些有特色有历史的老面馆,其实是讲述家乡人民勤劳、聪明、执着的匠人精神,所谓“功夫在面外”。
我亦喜收藏家乡历史文献资料,曾写过一篇考证文章叫《常州银丝面的前世今生》。银丝面在中国的出现当是近代洋务运动中,机制面开始堂而皇之登上面条舞台,民国时期银丝面已在常州城中大行其道。历史上,苏州、上海、广东等地均有银丝面,史学家逯耀东曾讲苏州面馆在民国时期用银丝面,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流行改用小宽面,再后来仍改回用银丝细面,但全国各地似乎只有常州银丝面声名最为显赫。
长期以来,常州银丝面一代又一代的经营者经年累月、精益求精专注于做好一碗面,难怪后来常州银丝面能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知名小吃。这种“事事争当第一流”的追求,其实就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底蕴与精神,从文化层面来讲,常州银丝面百年传承从未断过,人民群众大啖银丝面的幸福感、满足感仍在继续,且行且远,所谓一碗银丝面、百年常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