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忽略掉副刊编辑这个职业身份，忽略掉画家这个业余身份，刘君最获认可的基本身份恐怕还是一位地道的散文作家——《向阳坡上》确确实实就是一部写人记事、抒怀遣兴的散文集。不过，在读过这部作品之后，我才知道作者并不是一出道就是散文家，在做编辑之前，她不仅做过电台主持人、热线记者，还当过语文老师，更重要的是，早在上中学时，她就爱上了写诗，在学校的“下里巴诗社”发表了第一首诗，从那之后，诗歌就成了她生命的底色，她的个人生活，她的亲情、友情、爱情，莫不关乎于诗：她在诗里写下消逝的时间，她带着诗奔赴南方北方，她用诗歌里闪亮的灵魂照彻整个宇宙。可以说，爱诗、写诗、读诗、悟诗从根本上贯穿了刘君的整个成长史，哪怕人到中年，那棵“心中的树”始终向光而生，让她在本质上成为“一直在向阳坡上”的诗人。
苏珊·桑塔格特别推崇“诗人的散文”，她说：“二十世纪文学的伟大事件之一，是一个特殊种类的演化：不耐烦、热烈、省略、往往使用第一人称、常常使用不连贯或破碎的形式、主要是由诗人所写（如果不是，则是由心中有诗歌标准的作家所写）。对某些诗人来说，写散文是从事一种真正完全不同的活动，使用一种不同的（更有说服力的、更理性的）声音。”基于这一认识，完全可以把《向阳坡上》看作一种“诗人的散文”。理由很简单：其一，该书共三辑，刘君在每一辑的前面分别编排了一首诗，这三首诗作为各辑的题引既是各自独立的副文本，又使整部书的正文本气韵相通，浑然一体；其二，书中很多地方或多或少都有直接或间接引用的诗歌文本，有的篇目甚至就是讲述一代人的诗歌往事，这让整部散文集透露出诗的气质，弥漫着浓郁的诗意；其三，诗歌是刘君散文的基本动力，虽然无缘见到她的更多诗作，我也相信她藏在抽屉里的诗歌应该殊为可观。有鉴有此，即便刘君未可称作世俗意义上的诗人，至少也是“心中有诗歌标准”的散文作家，这部《向阳坡上》足可称作“诗人的散文”。
就以全书开篇《有一条河穿城而过》为例：
乌鲁木齐河，别人只知道，它是一条季节河，每年春天，天山的冰川融化，雪水沿着北麓，携着冰凌、沙石、草屑，一路向南，中游穿越乌鲁木齐，也被叫作和平渠。
起首这一小段文字即为全书定下了质朴简洁的调子，由一条河唤醒童年记忆，通过从容的叙述展现个人生活史以及一代人的成长史，其话语姿态尽显诚恳实在，一概就事说事，看不到自我感动式的矫情和浮夸。窥一斑而知全豹，尽管《向阳坡上》三辑的主题各有侧重，但是全书的文风却像融化的冰川一样摧枯拉朽，具有一种坚韧又不失沉勇的力量，那种平淡清疏的语调，足以抵挡万钧雷霆。比如《立训舅》，分明是写一位至亲的离去，却并未像常见的悼亡散文那样，不是口吐莲花极赞亡人之完美，便是哭干眼泪极显悼者之伤悲，刘君只是通篇克制，她不过是写出了噩耗造成的沉默，写出了倾泻而出的泪水，写出了最后的释然：“心里空了，轻松了”。她只是记下了从大黑框眼镜漾出温暖的笑意，记下了几句体贴入微的家常话，便让这位喜欢写诗，会说英语，有点神秘主义倾向的立训舅音容宛在，远比那种矫情拿捏的表扬稿感人至深。的确，无论记事还是抒情，在刘君写来都是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她从来不会沉溺在泛滥的情感里自恋自怜，她只是在自己的文字中酿出了一种特别的气质。就像她注意到黄栌叶子揉碎后的气味，如同祖玛珑的橙花香水，“前调青涩酸甜，中调明亮柔和，尾调又清新自然”（《雨后的喧嚣与安静》），刘君的文字大概也是这样，可以让你嗅到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异常提神的香气。刘君的散文气质，即如这异常的香气，只要你稍加留意就能感受到它的存在。这气质或许就是一以贯之的诗人情结，正是隐藏在金牛座的“另一个自己”，让她把散文写成了诗。
刘君生于20世纪七十年代初，和我近乎同龄，所以在她的散文中，会读到许多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成长记忆。比如都曾读过《少年文艺》，办过文学社，迷过朦胧诗、席慕蓉，甚至有好多同样喜欢的书，虽然经历大相径庭，却显然拥有多有重叠的精神资源：我们不期成了被八十年代的诗歌浪潮冲击过的一代，于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背负诗歌使命的“同时代人”。刘君出生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一个农场的地窝子里，其父母都是当年的支边青年，刘君是地地道道的“兵团子女”，也算移民的后代，所以她的成长经历既和所有同时代人一样有其鲜明的时代印记，又带着建设兵团特有的异质色彩。印象最深的是，她像吉卜赛人一样随父母辗转迁徙，甚至小小年纪就能充当妈妈的通讯员，用掏腿的方式骑着大杠自行车到各个连队传达通知。伴随着风沙的童年，同时也弥漫着海棠花、沙枣花的香气，这让一个人的生命底片同时拥有了粗犷和细腻，也让刘君早早看到了沙丘的尽头，早早懂得了离别。当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震撼于天地相交的寥廓之美时，或许就像费尔南多·佩索阿所说，她的心已然略大于整个宇宙。果然，我们读到她引用了《金蔷薇》中的一段话：“诗意地理解生活，理解我们周围的一切——是我们从童年时代得到的最可贵的礼物。要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后的漫长的冷静的岁月中，没有丢失这件礼物，那么他就是个诗人或者是个作家。”刘君之所以赞赏他的说法，当然出于同声相应，由此我们也可看到，写下《向阳坡上》的诗人从哪里来。
“诗人的散文，主要是关于做一个诗人。”苏珊·桑塔格如是说。“有一种命运叫诗人。”刘君亦如是说。尽管此话出于感叹李白的命运不济，却也道出了诗人的经典定律。成为诗人，往往意味着与世不谐，意味着格格不入，能在尘世中超然自处，定也是小概率的幸事。比起许多受累于诗或难于时俗的同代人，刘君或是幸运的：她基本是按部就班顺顺利利走到了中年，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过着童话故事所期许的幸福生活，这样的经历本就充满诗意，即便她不是诗人，也把流逝的岁月过成了诗。刘君说：“有些人即使写了一辈子诗，他也未必是个诗人，而有的人，即使一辈子不写诗，他本身就是一首诗。”（《To：红》）尽管她没有坐实“诗人”之名，但是我们分明看到，她在以不做诗人的状态写诗，以不写诗的方式成为诗人。所以，《向阳坡上》尽是刘君与诗的故事，是她读诗、写诗、追寻诗意的诗歌往事。
（本文为刘君散文集《向阳坡上》的跋，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