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微信上问在北京的儿子：“回来过中秋节吗？”他回：“我刚入职，不好意思请假，不回了。”

过些天，我又打电话问儿子：“中秋假期你表哥办婚礼，要找两个小伙子做伴郎的，你回来吗？”他说：“才开学没几天，我和我的学生们刚有点熟悉，请别的老师代课不合适，我就不回去了。”

但婚礼当天，儿子突然从北京赶回来了，没有当伴郎，在婚宴上吃了一半就打招呼提前离开了。我们跟大家的解释是：时间紧，要赶去外地参加一个围棋比赛。众亲友也不疑，因为这两年来儿子辗转全国各地参加围棋比赛是常有的事。大家不知道，这是我们母子俩提前对好台词，抛下的一颗烟雾弹，事实是儿子被匆忙接走，赶到市第一人民医院，住进了血液科病房。

儿子没病。是一位素不相识的人病了，严重的血液病或者白血病。早两天儿子接到红十字会的通知才赶回来的，他要在第一人民医院做造血干细胞的采集，捐献给那位病人。

这是我们常州市第11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案例。

儿子住在医院，每天早晚各打一次动员针，要连续5天。

原以为住在医院吃吃躺躺，空了就打开电脑批批作业备备课，犹如休假。第2天，儿子就告苦了，说一直睡不好。这毕竟是病区，尽管他的病房已经是楼层最顶头的一间专用病房，但整层楼那么多病房、病人，一天24小时楼道里随时有各种声音传来。上半夜生物钟不让睡，下半夜才睡一会，凌晨5点护士就来打针抽血，走了刚想眯会，换班护士又来交班，再想眯，床位医生又来查房。我说：“这是医院又不是星级酒店，你自己调节作息吧。”这个血液科病区，说不定就有等着移植造血干细胞的白血病病人。

第3天，打动员针的反应来了。儿子说腰以下感觉到很酸胀，特别是屁股大腿，又酸又痛，说不出的难受。我帮他一顿按捏推揉，感觉稍好一点，但我手一停，还是酸痛。问医生，是打了动员针促排造血干细胞的正常反应。这次儿子宽慰我：“没事，老妈，也不是太难受，我打打游戏就过去了。”我们都知道，按照流程，那个受捐病人已住进高压舱房，做好了一切移植准备，我们这边千万不能出情况，更不能放弃，要不然对方会有生命危险。

9月19日，入院的第5天，正式做造血干细胞的采集。白班护士一上班就先来挂上了补钙的吊针。医生推来了采集仪器，一个叫细胞分离机的大家伙。儿子平躺，双肘静脉都插上了粗粗的针头，一边出一边进。血液抽离儿子身体，经长长的管子进入细胞分离机，像洗衣机脱水一样甩脱，分离出外周血中的造血干细胞，血液再输回他体内，如此一圈圈轮转。医院的医生、护士在，红会的领导、志愿者也都在，细心监护，我插不上手。儿子戴着耳机听书，好像看不得我的无所事事，一会喊“老妈，我左边耳机松了，帮我调一下”，一会叫“老妈，我鼻头上痒痒，帮我挠挠”。有记者来采访，问：“你家长同意吗？”儿子张嘴就答：“我妈是不同意的。”在场的人都笑了，这孩子这么实诚！我瞪了他一眼：“我不同意我能站在这里吗？”

采集过程持续了4个小时。有着儿子造血干细胞的血液装了半个采血袋，颜色没有鲜血那么红，偏肉粉色，又有点像豆沙色。这是一颗颗种子，新生的种子，将给远方的那位病人迎来新生。负责运送的人也按时赶到，采血袋被装进密封箱，由他全程护送，将第一时间送到那位受捐病人的病床前。

儿子问了一直想问的问题：“血袋送往哪里？病人是什么情况？”红会黄部长转交病人的感谢信，说：“我们掌握的情况是，病人女性，生于1976年，血袋将送往北京，病人在北大医院做治疗。”绕了一圈，儿子的血又送回北京去了。那是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女病人，想必也是一位母亲。但愿我儿子的血助她新生、健康余生！

当天下午就出院了。儿子身体没有什么特别的不适，就是疲倦。第二天上午我送他去火车站返回北京，儿子牵挂着他的学生，不肯多休息几天。我开车，看着后视镜里一脸倦容的儿子，再三关照：“路上要一直戴好口罩，这几天要多喝水，不要提重物，干妈给你寄的东西、黄部长给你寄的葡萄糖酸钙记得吃，点外卖别图便宜，要选安全健康营养的，上下班地铁太挤的话就打车，少劳累少熬夜……”

我踮着脚把电脑包送上儿子的双肩，目送他走向进站口。我的视线被那个185厘米的背影一路牵着，心也被牵着一路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