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福建泉州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了一箱红薯。溏心的，非常好吃。
这千里迢迢来自福建的红薯，外表和内里看，似乎跟北方的红薯也无多大差别，但是，煮熟后，差别就非常明显——北方红薯，无论蒸煮烤，熟了后都是烂塌兮兮，虽然香甜，没筋道，太过软烂。这福建寄来的红薯，香甜自然，却没有北方红薯的软烂，也没有江南白薯的干涩，居于两者中间，属于红薯里的上品。
福建的红薯好吃，不奇怪。毕竟，福建才是中国红薯的祖庭所在。其余各地红薯，无论江南还是燕北，都是由福建红薯开枝散叶而来的徒子徒孙。
我曾经很认真读过《金薯传习录》PDF版残本。当年在吕宋做生意的福建人陈振龙，将红薯藤编入篮筐，躲过殖民当局的检查，漂洋过海，带回了福建。移植成功后，广播中华，活命无数，造福至今。可以说，没有红薯，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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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的故乡乡下，家家户户自留地都种山芋。红薯在中国有许多名字，山芋是我老家对红薯的称呼。我家在2024年拆迁之前，依然每年都在自留地上种山芋。
过去山芋是一种广受农民喜欢的作物。夏秋时的嫩山芋藤，是清口下饭的蔬菜，在故乡至今仍是席上珍品。山芋藤当年还是喂猪不可或缺的饲料，老藤则还常用来垫羊圈，供羊撕咬踩踏。至于山芋，既可生食，也可熟食，还可以用来做薯粉条，晒山芋干。冬天熬咸粥时放一把山芋干，也是饱肚之物。农家都爱种山芋，不仅易活，成活后不用费手脚施肥料，产量还高。稻麦主粮永远不够吃的年代，自留地上产出的山芋，是青黄不接岁月的救济。
从山芋地开始出现裂缝起，当年我这样的顽童，就惦记上了山芋。少年最爱偷山芋。那个年代，从山芋才开始长到手指粗起，不知有多少山芋没能熬到秋天。偷来的山芋生吃，曾经是我们生活中主要的水果替代。
山芋一收下来，偷山芋时的兴高采烈，很快会被天天吃山芋打击掉。那个时候，山芋就是事实上的主粮，每天早上干煮一锅，盛一碗山芋吃，或者粥里放山芋；中饭锅上要蒸，到晚上粥里还要放。山芋好吃，架不住早饭吃，中饭吃，晚饭还吃，顿顿吃山珍海味也受不了，何况还是粗粮，而且是很噎人的粗粮——我老家过去的山芋品种其实属于白薯，淀粉多，煮熟了内里多白色，或淡黄色，吃起来干涩（淡黄色品种的略好），所以配粥最好。白薯的糖度和软烂度远不如红薯，小时候要是意外遇上一个溏心山芋（黄心或红心山芋，过去故乡极少），小孩们很可能为争抢打破脑袋。
林清玄写过一篇小文章，《红心番薯》，谈到哪儿山芋好的争议，离乱中幸存的山东老兵，坚称台湾的红心番薯如何也比不上他家乡的红瓤番薯，理由是台湾多雨水，“俺家乡的番薯真是甜得像蜜！”看老人说话的神情，林清玄写道：“番薯虽然卑微，它却联结着乡愁的土地，永远在乡思的天地里吐露新芽。”
我是个故乡沙文主义者，哪儿的物产都比不上故乡的，独有山芋，尽管它们让我们度过了艰难岁月，我还是坦白承认，我故乡的当年的山芋味道实在不咋样。
尽管如今感觉生吃熟食山芋吃伤了，很少吃，但我却没有讨厌山芋，人怎么能讨厌自己活命的恩物？我后来读北师大童庆炳先生的口述自传，读到他对山芋的情感，几乎跟我一模一样。童先生曾是莫言等人的老师，他是福建连城人，连城的红薯干，全国最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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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童年时代，江南的冬天天寒地冻，彻骨的冷。但是，煨山芋，不仅没有像蒸煮山芋那样给我带来“又是山芋”的哀叹，反而带来了新的期待、口感，以及驱走严寒的快乐。
煨山芋，就是做晚饭或早饭时，扔几个山芋进灶膛。当年乡下都是柴火灶，烧柴火，煮饭时往灶膛扔进几个山芋，一顿饭做好，山芋也煨熟了。有时晚上烧饭用硬柴（故乡通指树枝杆棵一类的燃料）时，在火将灭时，扔几个山芋进去，第二天早上，余烬已经将山芋煨熟了。
不过烧火的时候，尽量不要用火叉去拨弄山芋，容易捅破皮。我后来想，煨山芋用当时本地产的白薯，要比红薯好。红薯易熟，但火叉一不小心碰到，会比白薯更容易戳破弄脏。
煨山芋通常是大人哄小孩的。冬天做饭时，我们最喜欢躲在灶窠里，帮着大人递草结添火。灶窠对着灶膛，又堆放着柴草，暖和。当然，还有我们对灶膛里煨着的山芋的眼巴巴的期待。谢冰莹客居台湾时，写了篇《故乡的烤红薯》，对冬日雪天与兄长们围炉烤红薯的场景念念不忘。我小时候没炉子，只是和弟弟们挤在灶窠里，等着煨好的山芋出来。
冬天的傍晚或早上，小孩子拿着煨熟的山芋，怕烫也要来回倒手拿着在村里转悠，就是为了吃之前显摆一下，没有的孩子会带着艳羡的眼光，甚至流着口水看着玩伴馋自己。我馋过别人，也被人馋过。这是艰难岁月少年的游戏和心理。
吃煨山芋的时候，要小心地撕掉外面的山芋皮。撕开皮后，煨熟的山芋冒着腾腾热气，一边吹着气，一边小心翼翼地咬一口，一边吸着气，既烫，又不舍，要慢慢吃，慢慢回味。
吃煨山芋的时候，我们常常弄得满嘴乌黑。一来山芋是从灰堆里扒拉出来的，二来煨山芋常常火候掌握不好，有些部分会烤焦。
到冬天，家里其实已没几个山芋了，好不容易留下的山芋，都是为哄孩子煨山芋的。我们每年吃不上几次煨山芋。家里的山芋吃完，也就只能期待来年冬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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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论煨山芋，我最服北京人。
1985年秋天，我北上求学。那时北京秋冬时满大街都有飘香的烤红薯。是的，红薯，与我老家的山芋不同，软烂，不干噎，特别甜，都是我小时候罕见的溏心山芋。
八十年代的北京城里没有江苏乡下那种灶台，煨山芋用的是炉子以及废柴油桶改造的炉子烘烤，所以叫烤红薯。味道和我小时候在灶窠膛里的煨山芋有相似之处，但更好吃，还干净，不会弄得手上嘴上乌渍墨黑的。
我上大学时，冬日恋人出门，男青年路边买个烤熟的红薯，就像今天买束花一样，是会让姑娘感动的，暖手、暖胃，更暖心。我没有在大学时代谈过恋爱，没有过给姑娘买红薯的经历，但没少见，很多小说影视作品中也常见。
在北京近40年，从满城飘香随处可见的烤红薯摊时代，到整洁街道再也闻不到一丝红薯香味，我都没有主动为自己买过烤红薯。无它，山芋吃到噎的心理阴影一直没有消退。当然，很可能还有我当年刚到北京时囊中羞涩，舍不得花钱在满足额外的口腹之欲上，没有将对煨山芋的爱移情。如果当年有女朋友，我可能也会爱上北京的烤红薯吧？
奇怪的是，北京明明是红薯，但在北京的文人食客写北京的烤红薯，多喜欢写成“烤白薯”。
汪曾祺在写老舍之死的《八月骄阳》里，写到过以烤白薯为业的人：“张百顺年轻时拉过洋车，后来卖了多年烤白薯。德胜门豁口内外没有吃过张百顺的烤白薯的人不多。”
在《贴秋膘》中，汪曾祺更将“烤肉烤鸭烤白薯”并列为北京吃食的代表作，烤红薯简直就像登了凌烟阁。
我们兄弟长大后，家里再也没有煨过山芋。如今故园毁弃，灶台拆了，更无复原煨山芋的可能。而北京为了城市容颜，也让烤红薯消失了。我曾经写过一篇《烤红薯，消失的北京冬日味道》。虽然如今很多人在家里用烤箱烤红薯，更清洁卫生，但再也不是记忆中的煨山芋烤红薯了。
徒留下纸上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