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求真爱国，勇于献身。

近代出版业不仅仅是实业，更是时代政治的感应器。近代中国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政治斗争日益复杂，各种政治力量以及关心国计民生的人士，都以出版活动来大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政治立言”，为改造社会制造舆论。在近代中国，几乎所有政治事件都可以从出版活动中找到踪迹，而能否顺应社会变革往往成为出版业进步与否的政治标尺。而以出版救国，更是中国人自办出版业的一种重要的促因。在这种大环境下，正如清代常州学者并不仅仅只是埋头做学问一样，常州出版人取得的成就也绝不仅仅局限于出版业本身。从明代东林，到清代乾嘉，常州文化都充满了自奋求变和改革创新的精神。在近代中国，常州是思想变革的先声，维新与革命的源头，而近代常州出版人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时代责任感，上接明清常州文脉经世致用的传统，下又开辟了“出版救国”的新传统。这些优秀的出版人积极学习新思潮，吸收新的观念，并以出版业为舞台，大展拳脚，改变了近代中国的走向。

胡适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在近代社会结构的剧变中，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将高远的理想落实到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彻底切断了传统知识分子借仕途实现自身价值的常规途径，教育与出版成为他们施展才华与抱负的主要平台。在那场浩大的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意识到了兴办教育和编译书报的重要性、紧迫性。从李伯元开始，陈范、狄平子、蒋维乔、庄俞、恽铁樵等一大批既有着深厚旧学功底，又有着浓烈的忧患意识和人文精神的文人，怀着治国安邦、开启民智的热忱投身出版业。他们不仅认识到知识更新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也体会到文化传承对于民族延续的重要性，并从这个高度出发，高屋建瓴地布局、规划文化生产。他们从事教科书、辞典的编纂，主要在放眼于民智的教化与国民性的建设，为现代教育在中国扎根和普及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他们刊印传统文化典籍和书画作品则立足于历史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的存续与延展，为文化传承立下了不世之功。他们不仅为近代出版业注入了文化的清泉，他们的学术底蕴与深厚功力更确保了出版物的质量，他们带给中国出版业的不仅是丰厚的文化资源，更是一种有容乃大、兼容并蓄的文化胸怀。

更有一批常州出版人继续以天下为己任，寻找为生民托命的方向。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士人“内圣外王”的政治传统，另一方面又发展出列强侵略下救亡图存的政治觉悟，他们几经探索，从维新到革命，最终选择了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崇高的信仰，将“少数人”的文化自觉化身为最大多数人的文化自觉，最终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出重要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出版工作和中国共产党一同诞生，和中国的革命事业紧密结合，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为使命，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加深了普通大众对共产党的了解，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近代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出版群体，像常州那样，贡献出如此之多的红色出版人。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以初心之心投入到出版事业中，将生命置之度外，诠释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与追求，成为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光照着后人。徐伯昕、李公朴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作为进步革命出版人，他们也自觉将出版事业视作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抗日民族救亡运动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解放运动中。在这些革命出版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党性原则、党性觉悟，以及求真精神、忘我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出版人牢记使命，成为红色文化的践行者、传播者、见证者。

有学者曾言：“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能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内容不一样，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而这两个问题在出版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正是在这样一个转变的历程中，近代出版业在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各个层面如社会参与、价值表达、思想传播、知识扩散、文化阐发等诸多方面，都成为近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如当时人明言的“风气之变迁，学术之进退，固于是可见其略焉”。常州的一批怀抱济世情怀、互相砥砺志节的文化精英，面对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缘际会，投身到这一行业中。他们身上洋溢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有着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刻关怀，坚持个人良知和道德风骨，充满了自奋求变和改革创新的精神，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间接或直接地改变了中国命运的历程。他们的这份努力，这份热忱，这份贡献，对今天的我们仍有其意义，他们的名字，我们不应该遗忘。而这，正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全文完）

（本文选自《播种者——中国近代出版业中的常州人》，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