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们后不久，老家的房子被征收开发。在向开发商移交房屋前，我带走了一些母亲的物品，其中有一个用花手绢包着的东西，她在世时我们都没有认真看过。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个小包，展现在我眼前的是几个红本本，里面有母亲当年在工厂的职工工作证、操作证、参加工会的会员证，还有她的退休证。看得出来，我的母亲非常爱惜这几个证件，几十年一直保管在自己身边。

我的母亲1920年出生在金坛农村，那时的农村非常贫苦。母亲有四个弟弟，自己是独女。在她十多岁时，父亲托人介绍到常州城南农村当童养媳，后来就是我的母亲了。那时，我的爷爷家有脚踏织布机，我的父亲在家织布，母亲纺纱。1936年的一天，听到离家不远的德安桥旁的大成一厂招工，俩人前往应招并同时被录用进厂。解放后，我的父亲被调到无锡同忆布厂，由于工作出色，还入了党，当了生产科长。我的母亲为了支援丹阳发展纺织，去了丹阳棉纺织厂。

我在常州市总工会工作三十多年，对工会有深厚的感情。最近，我又一次翻看母亲的工会证。我的母亲是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五天，即1949年10月5日成为工会会员的，那时母亲已经工作了十多年。母亲曾跟我讲过，当厂工会主席通知她被批准加入工会组织的那天，母亲兴奋得一个晚上都没睡好。

在母亲知道我从工厂调到市总工会工作时，她深情地给我讲，她们那时候，作为普通纺织女工，只知道工会是娘家人，有什么话总想找工会干部讲，工会布置什么事总是认认真真做。

母亲记忆最深的是，在毛主席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江南迎接解放时，厂工会也发出号召，保厂护厂迎解放，要成立护厂队，母亲积极报名。当时工厂内确实也有少数不明真相的人，受坏人的鼓动，企图破坏工厂设备。我的母亲和许多护厂积极分子，不分白天黑夜，值班巡逻，保证工厂完好迎接解放。

解放后，我的母亲在工厂恢复正常生产的过程中，和工友们一起加班加点，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因为那时她是工厂里最早的工会会员，年轻但没文化，厂工会安排我母亲参加了厂里第一期扫盲班，在那里学到了一些文化知识，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母亲在扫盲班学到的东西，后来在生产中用上了，在日常生活中也用上了。我和我哥分别在1968年、1969年应征入伍，经常给家里写信，报告在部队的训练和生活，母亲总是有信必回。

在解放初期，我的母亲总觉得自己是工会会员，就应该是企业的主人，于是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生产中去。为了自己安心生产，把我和哥哥幼小时就送到金坛外婆家，把姐姐交给我的爷爷，自己一心在工厂。她还跟我说过，那时，厂工会还推荐她参加过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我的母亲是老工会会员，对工会有感情，我在岗位时，只要回家探望她，她总是要提醒我要做好工会工作，不要辜负党的培养。我有时还嫌她话多唠叨，现在想想，母亲对工会的确是有着很深的感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