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可以不当“知青”的，但我还是成了“知青”。

1976年，我高中毕业待分配一年后，可以不下乡，不过那必须是以我弟弟4年以后到更远的农村插队为代价。当时的政策是：家中有两个孩子，必有一个下乡插队，如果老大留城，老二就必须到更远的农村；如果老大先下乡，就可以安排在近郊农村，而以后老二可以分配城市工作。

父母陷入两难境地，手心手背都是肉啊！终是要面对。过了几天，面色沉郁的母亲找我商量，其实他们可以直接决定的，但还是找我来谈一谈。摆明情况后，沉吟半晌，我说，我是老大，既然政策有硬杠杠，也难两全其美，那我就先下乡吧。那时还没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说法，想的基本都是利他，至少我的想法是这样。母亲如释重负，但看得出她心里也是不轻松的，我想世界上的父母都是一样的。也有很多父母与我父母的选择相反：捞到一个算一个，老大先工作了再说。有一点我父母是没有料到的，仅仅三年之后，知青下乡政策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下乡的喜报很快就来到了家里，批准的日期是1976年3月24日，批准单位是常州市胜利区革命委员会。胜利区就是现在的钟楼区。这一天，我就成了“知青”。一起来的还有几张票，记得凭票到专门商店买了一只木箱，很结实。还有一条粗呢毯子，很朴素，没有一点花纹，颜色淡灰紫红，摸上去倒很厚实，还有棉花胎等。

那一天是阴天还是晴天，已经记不清了，记得清的是那一天我真正来到农村，“赤脚走在田埂上”，成了一名插队“知青”。还记得大队墙上有一条标语：“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当然下放的地点不远，马公桥下当时郊区五星公社新丰大队，那里几年之后建成了全国第一个综合开发、配套最全、运用建设新模式的住宅小区——花园新村，成为全国典型，为常州争了光。但是，为我们建造的知青点，一座两层小楼也随之荡然无存。

到了大队，知青点当作宿舍的两层小楼早已造好，有一个大院子，还有一排平房，可以当会场，平房南边就是食堂，总体条件还以。知青们分宿各个房间，我记得有一位舍友姓朱，他父亲是常州某煤矿的矿长，没多长时间他就离开了。我被分配到唐二生产队劳动，老队长高大魁梧，人很和善，对我们很好。我们是属于胜利区的知青，区里也很关照，专门派了两位带队干部管理我们。其中一位陆姓干部是某电子元件厂副厂长，后来经过她的努力还在知青点办起了一个为该厂配套，专门生产半导体收音机中周变压器的小工厂，知青们就不必顶着酷暑严寒到农田里劳动了，生产出来的成果就计入各所在生产队，换算成工分。

我则主要在大队工作，当过大队企业的会计，也当过农技员，因为第二年，大队全部改种蔬菜，服务常州居民的“菜篮子”，尽管我根本不会种菜，不过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最好的办法，我就跟着公社农技员，当小农技员。甚至，我还负责过冬天农闲时大队到采菱河开河时的现场“司务长”，负责开河社员的吃喝，保证有充足体力开河。所以，我给现场乡村厨师的要求是每天必须有块大肉。那时候的肉比现在的香，养猪不吃复合饲料，都不是速成的。我住在知青点的时间不多，记忆最深刻的知青点故事是，某天深夜睡意蒙胧中被舍友摇醒，原来打死了一只闯进知青点的野狗，“捉到贼骨头连夜解”，大家半夜吃狗肉，香气四溢。

下乡时间不长，三年还不到。那时还年轻，只觉得农村的天很蓝，农村的水很清，在农村，心灵是自由的，还没到岁月在时光中飘散成一缕缕沧桑，留在心头、让人不忍卒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