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8日，为庆祝上海外国语大学成立70周年，由上外师生自编自导自演的校园历史剧《寻找姜椿芳》首演。舞台上用戏中戏的叙事方法再现了上外首任党委书记、校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之父”、著名翻译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常州人姜椿芳的辉煌人生。现场观众感受到了老校长天赋异禀的语言功力、爱校惜才的博大胸怀、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骆驼般刻苦的务实精神。
姜椿芳祖籍武进西林乡老街（今钟楼区西林街道），1912年7月出生在常州县学街附近新元弄20号母亲家中。父亲姜岳安原是杂货铺的店员，后因店铺倒闭长期失业。母亲持家有方，会制作梳篦。家境虽贫寒，一家人还是节衣缩食让独子读书。姜椿芳7岁起接受私塾教育，12岁在恺乐小学（现解放路小学）读书。1928年高小毕业后，父母带他千里迢迢前往哈尔滨，希望让他学习俄语，学成后进中东铁路。勤奋聪颖的姜椿芳考上了哈尔滨第三中学，每晚都有俄国老师上的俄语课。在学习俄语的过程中，姜椿芳逐步接受了进步思想。但家境窘迫使姜椿芳初二便辍学，但他一面更刻苦地自学俄语，一面为俄文报馆练习翻译。1931年8月他加入了共青团，翌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安排他到苏联塔斯社的翻版——英亚社做翻译、编辑。不久，担任了中共东北地区第一份机关报《东北红旗》主编。1936年6月，他遭日本领事馆怀疑，被捕关押，虽经严刑拷打，始终未暴露身份，后被营救出狱。出狱后与组织失去联系，被迫挈妇将雏南下上海。
姜椿芳到上海先在亚洲影片公司和上海大戏院后，做苏联电影的翻译和宣介工作。他翻译了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与人合译了《列宁在一九一八》。通过翻译电影传播了革命思想，也因此接触到夏衍等文艺界进步名人。1937年11月，姜椿芳终于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回到了党的怀抱。他接受组织安排，坚守“孤岛”文化界开展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上海小剧场支部书记、上海文化总支部书记。他创办时代出版社并出任社长，出版了共产党在租界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时代》周刊和后来的《时代日报》，鼓舞人民群众团结抗日。
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急需人才。1949年11月间，姜椿芳受中共华东局和陈毅市长委托，开始筹建“上海俄文学校”（即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担任学校首任校长和党委书记。当时创办俄文学校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无校舍、二无教师、三无教材，时间紧，任务重，用人急。在惊涛骇浪中走过来的姜椿芳的人生词典里，没有“困难”二字。12月4日，学校的招生广告就以姜校长的名义在《解放日报》上刊出，招生办设在他原工作单位时代出版社。凭着他在上海文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报名者纷至沓来。经过考试和政审，一期录取学生多达396人，超出原计划近一倍，按学生程度分为高、中、初级梯队式三个班。二期的录取人数进一步扩大。
接到任务离开学只有两个月时间，两个月必须完成选校址、编教材、聘老师、定大纲等一系列看似无法完成的大事。姜校长亲自操持，事必躬亲，硬是把不可能办到的事办到了极致。在陈毅市长的支持下，先把已经停办的原宝山路“暨南大学”二部作为校址。后来在增办英语班时更名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外文专修学校”，校址迁到了东体育会路的“暨南大学”一部（今上外虹口校区）。教师的选聘迫在眉睫，姜校长凭着他从事电影戏剧工作期间和苏联领事馆与苏侨协会的人脉关系，亲自选聘语言教育能力强、政治思想进步的苏联教员，同时从外地邀请国内俄语教学专家前来担任教研室主任。两个月时间要编一套适合中国学生的俄语教材，看似天方夜谭。好在姜校长胸有成竹，他自己编著的《俄文初级读本》（1946年出版）、《俄文读本》（1947年出版）和《俄文简明读本》（1939年出版）成了上外最早的教材。在姜校长的领导下，扫清了办学路上一切障碍。
两个月后的1950年2月19日，上外史册掀开了首页，陈毅市长亲自前来参加开学典礼并作报告。姜校长作开学致辞，他满含深情地对新生说：“你们是幸福的，你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外语翻译人才，将成为国家的宝贵财富。希望你们积极进行思想改造，建立革命人生观，努力学好俄语，报效祖国。”姜校长的声音，至今仍在上外人耳边回响。
1952年1月，姜椿芳奉调北京，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负责马列原著的翻译出版；晚年的姜椿芳不顾年高体弱，又开始了他酝酿已久的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以下简称《全书》）的长征，他奔走呼号，上书请缨。1978年5月，中央批准了他的请示报告，66岁的姜椿芳领衔筹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并编纂《全书》。此后，他为《全书》走南闯北，呕心沥血。《全书》的编撰人员中许多是他上外的学生，每逢出差抵沪，他都要挤时间到上外寻访校园，拜会旧友，上外有他割不断的情缘。1993年10月，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全书》74卷出竣庆祝大会，姜椿芳虽已离世，但他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寻找”是当代文学中一个富含哲理的母题，或寻找存在的意义，或寻找人生的价值，或寻找人类的出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寻找”姜椿芳？也许舞台上姜校长的这段台词就是最质朴的答案：“如果我们这个国家不好，那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永远也好不了，我们总得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