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著名提点刑狱、法医学宗师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可以说是代表当时世界法医学最高水平的一座丰碑。少为人知的是，这座学术丰碑奠基工程是在江南名府常州起始的。

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将近花甲的宋慈从江西提点刑狱兼赣州知县任上被调任常州军事，开启了常州七年从政之旅，到常后即着手编撰魂牵梦萦的《洗冤集录》。常州从此留下了一段世界法医学鼻祖宋慈励精图治的历史。《洗冤集录》在常州开笔、主修，既是毗陵的机缘，也是历史的必然。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刑事法制体系已经形成，法务工作者对涉及人体的损伤特点区分已十分精确，检验方法趋于成熟：皮肤破损曰“伤”，血肉损伤曰“创”，筋骨损伤曰“折”，骨肉皆离曰“断”；而瞻、察、视、审就是执掌刑职的官吏日常所用的检验方法。“瞻伤察创、视折审断”是“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的前提。五代时期，和凝父子合著的《疑冤集》，是一部汇集我国早期历代判断讼案100个案例而成的指导办案的专业著作。到了宋代，刑事侦查方面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无名氏的《内恕录》、郑兴裔的《检验格目》（1174）、郑克的《折狱龟鉴》（1200）、桂万荣的《棠阴比事》（1213）等有关法医检验的著作接连问世。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和专业基础上，世界法医学史上的巨著——宋慈的《洗冤集录》呼之欲出。

宋慈到任常州前，多次的提点刑狱经历，长期的司法实践，不仅使他累积了丰富的刑事检验专业知识和法医经验，更使他目睹诸多民间冤案所造成的社会恶果，深刻了解到吏治腐败、冤案形成的深层次复杂的制度性、社会性与人为因素，决心对这一领域积重难返的弊端来个彻底革除。他明白，光靠事必躬亲，“恶弱处所，辙迹必至”地亲临命案现场勘查已于事难补，唯有从制度建设、专业知识、人才培养入手，编著一部集历史成果与现实经验之大成的教材，才可能事半功倍地达到革新效果，此事已萦绕心头多年。

“雪冤平暴，平其曲直”的使命感、“日月逝矣，岁不我与”的紧迫感，促使宋慈刚一到任，便利用元宋战乱间隙，常州暂时政通人和、人杰地灵的有利条件，马不停蹄开撰两大文史工程。

一是作为地方父母官，力倡重修《毗陵志》。常州自古有延陵、毗陵等称谓，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改称常州。“自晋改邑为郡，至唐易郡为州”，遂渐成天下名府，江南经济重镇，唐代著有《常州图经》、北宋淳熙年间邹补之纂修《毗陵志》等。随着宋室南渡、江南开发的深入，常州日趋繁荣，地理、人口、物产已有很大变化。宋慈认为，旧志已经不能全面反映常州现实的地情地貌，亟待重修。遂嘱新到任的武进县尉、新科进士史能之召集当地贤达士子，具体负责《毗陵志》重修工作。

二是组织人员广为搜集《内恕录》等数种专书、重大刑事案例与现实经验，经过五年精心准备后，淳祐五年（1245），宋慈正式开笔编撰《洗冤集录》。

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宋慈被调任湖南提点刑狱。《毗陵志》重修工作因此中断，宋慈不得已留下了“未竟之愿、未竟之书”。呕心沥血编纂已近尾声的《洗冤集录》，在宋慈到任湖南提点刑狱的当年，即刊行在《湖南宪治》上。该书出版后得到宋理宗的高度认可，随即颁令全国施行，成为当代及以后历朝审判官员必备的参考书籍，被奉为圭臬。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善的法医检验制度从此建立。